我国人口红利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二、“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

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GDP实现了年均9%的增长速度，这一成绩被称为“中国经济奇迹”，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人口红利”。目前，中国人口正值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较大、且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有进一步转移的潜力的阶段，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业转移，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机会成本为零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

“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三条渠道来对经济增长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

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参与率高。利用经济学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

函数Y=ALαKβμ(式中Y是工业总产值，A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K是投入的资本，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可以看出，人口中适龄人口比例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二）储蓄

适龄劳动力比重大，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低或劳动力人均负担率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是实现社会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样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看出，资本积累K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而储蓄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重要来源，因而储蓄率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三）技术进步

人口转变通过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降低了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速度，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从而诱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削弱了技术进步和灵活劳动力市场对长期增长的贡献作用。另有学者认为，劳动供给短缺将激励改进要素利用的技术创新，从而加速技术进步。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之上，认为经济政策选择将影响技术进步。与此相类似的观点是，人口老龄化将诱发重视物质资本投资向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转变，从而潜在地促进了生产率提高。从人口老龄化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来看，它确实对长期增长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我国“人口红利”的发展现状

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重复的，也不存在所谓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由于“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这里只简单从近20年来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方面分析。

一是少儿人口(14岁及以下人口)规模和比重逐年降低。据统计，2000年少儿人口2901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22.89%，少儿抚养比为32.64；2010年少儿人口22239.3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6.6%，少儿抚养比为22.28%。十年间少儿人口规模减少6772.65万人，人口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下降10.36个百分点。

二是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逐年增加。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882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6.96%，老年抚养比为9.92%；201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1923.5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8.9%，老年抚养比为11.9%。十年间老年人口规模增加3102.51亿人，老年人口比重上升1.94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上升1.98个百分点。

以上两点趋势清晰地表明，尽管我国劳动人口的总抚养比依然处于50%以下的水平，但是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老龄化老龄化老龄化趋势非常明显。如果按照国际上65岁以上人口比重7%的老龄化社会划分标准，我国早已经进入老龄化时代。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转变带来的年龄结构变化具有长期性和趋势性。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就是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持续增加，少儿人口的逐渐减少，经济中劳动人口不断下降，我国可能提前进入未富先老的社会。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生育政策不会有大的改变，少儿人口比重逐渐下降的趋势不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依赖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四、未雨绸缪，积极应对“人口债务”

“人口红利”的消失，给我国经济发展前景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关键阶段的当下，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挖掘新的“人口红利”，成为决策者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应当如何挖掘新的“人口红利”呢？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红利”消失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不久前公布的“十二五”规划，更是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人口结构中投入生产的劳动者比例下降，劳动者负担上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集约型增长、劳动者生产效率提高的关键途径，也是统筹解决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节点。只要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核心竞争力，规避“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巨大风险。

（二）提高劳动力素质。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

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提高劳动力成本，中国才能兑现“人口红利”。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是提高劳动力成本的前提，大力发展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

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普及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教育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提倡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并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在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同时，要加大职业技术教育，弥补劳动力市场上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的严重短缺。在成人教育上，一方面应该降低门槛，采取宽进严出的教育原则，将更多更广泛的人员吸引进入学校，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使他们能在工作和学习中提高。另一方面应当鼓励包括社区教育，农村教育，老年教育等多种教育方式并存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全民终生教育氛围，使国家的人口素质逐步提升，这才能把中国的人口状况引入到由数量型转变成为一种质量型的发展轨道，从而更加有力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在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里，就地区而言，教育投入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而言，应加快扩大和提升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通过普遍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使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三）促进劳动力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改善劳动力的配置效率。目前，我国依然存在着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诸多制度性障碍。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制度的逐渐完善的同时，广大的进城务工人员还不能被纳入这两大保障系统之中，不能享受工作所在地的社保，医疗，子女入托和受教育等福利和权利。这不仅不利于人口的有效流动，还容易滋生城乡人口的对立矛盾，引发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只有取消这种对城

乡居民的差别待遇，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农村劳动力人口不断合理地向城市转移，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才能有效地发挥人口流动的优势，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加快形成一体化的经济和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发展进程，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