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伤逝》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试论《伤逝》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摘要：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评述鲁迅的小说《伤逝》。认为《伤逝》的思想意义在于“五·四”时期的青年人要争取个性必须与争取整个社会相联系，而这种思想性是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写法，运用独到的语言、行动、心理描写及环境烘托等艺术手段来表现的具有很强的浪漫主义主观抒情性，也有较高的艺术性。

关键词：鲁迅；涓生；子君；主观抒情；个性；悲剧

鲁迅先生的小说《伤逝》是其爱情题材之独篇，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也有极其独特的艺术性。多年来，专家学者们对这篇作品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更为初学者打开了眼界，使我们能够在深读《伤逝》的过程中，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探寻真实涵义，成一己之言。

1、深刻的思想性

《伤逝》的主要思想意义，不仅在于其歌颂了“五·四”时期青年男女要求个性、争取婚姻自由的勇气和行动，批评了他们斗争的不彻底性，并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势力的顽固和黑暗，更重要的是鲁迅先生能够把爱情和婚姻问题置于整个社会斗争的背景之下，指出青年人争取个性必须与争取整个社会的相联系，以此作为自身的前提。这种思想远远高出了当时其他作家的同类作品所揭示的主题思想。

早在“五·四”运动高涨时期，“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口号，就曾激起了广大知识青年反叛的冲动。二十年代初，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名剧《娜拉》被介绍到中国以后，更促使这些年轻人走上了娜拉的道路。一时间，大批描写年轻人争取个性、婚姻自由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然而，这些作品大都局限在肤浅的歌颂之中，谁都没能站到鲁迅先生思想认识的高度。其实，易卜生是经鲁迅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而善于冷静观察和思考的鲁迅先生不仅欣喜地看到一大批中国的“娜拉”的觉醒和出走，更看到了潜藏在个性道路上的危机。他曾在一九二三年女子高等学校做了一篇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指出了娜拉出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并于两年后写成了《伤逝》，用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来形象化地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青年人的个性，特别是妇女，在没有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力时，根本就是一句空话。批判了资产阶级个性、爱情至上的虚幻信条。揭示了社会才是个性的唯一前提这一高深的题旨。

2、独特的艺术性

《伤逝》深邃的思想性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如果我们把《伤逝》和鲁迅先生同期，甚至同类的小说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它们虽然都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思想意义，但形式、风格却迥然相异。

2.1作者主观的抒情性

鲁迅发表较早的《狂人日记》和稍晚的《祝福》等小说，都采取了惯用的冷静刻画的方法，对封建势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辛辣的讽刺。就是与《伤逝》题材相近的描写知识分子个人奋斗而终遭惨败的《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其形式也和《伤逝》完全不同。《伤逝》没有多少对封建恶势力的正面描写和直接斥责，虽然对男女主人公狭隘的斗争要求含有否定的意思，但对他们悲剧命运的同情却远远超过冷静的批判。用对封建势力滔滔不已的愤怒之情的喷泻来表现小说主题，正是《伤逝》与其他作品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体现了《伤逝》是诗化的，具有散文诗的性质。既具有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又提供了深广的诗的意境，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虽然作品中也有描写、叙述、议论，但自始至终是以作者主观情感的倾泻奔腾为主线，并形成统摄全篇的诗魂。

由此看来，《伤逝》的创作决不是现实主义一种表现方法所概括得了的，它更有以主观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伤逝》之所以成为鲁迅先生小说中最富感染力的一篇，首先是由其浓厚的主观抒情色彩和强烈痛彻的悲壮气氛决定的。作品采用了男主角涓生“手记”的形式，便于直抒胸臆，这就首先确定了全篇抒情的体例。同时，作者开篇首句就采取具有强烈抒情效果的倒装句式：“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更是不无匠心。这样的交代，不仅为全篇定下了悲壮抒情的基调，而且十分准确地表现了至此仍未能摆脱个性羁绊的涓生那难以言状，无法解脱的苦闷和悲哀之情。

涓生所抒发的情感，无论是激动、喜悦、还是苦闷、悔恨和悲哀都不仅仅属于他自己，同时也融铸着作者的爱憎。鲁迅先生的主观感情借涓生的独白倾泻无余，就象大海借着拍岸的波涛一样涌泻出心底的激情。当然，涓生不是鲁迅的化身，鲁迅先生也没有经历过涓生的悲剧，但鲁迅先生不但是整个“五·四”退潮时期青年人不幸命运的目击者，而且还是无言地忍受着旧婚姻制度折磨的当事人。他理解和同情涓生的感情就象熟悉他自己一样。

鲁迅先生的初婚是不幸的。家庭的包办婚姻使他长久地陷在烦恼和苦闷之中。只是为了不伤害善良、悲苦的母亲，鲁迅才无声地忍受着这只有形式而绝无内容的不合理的婚姻。但无爱的婚姻的痛苦在年轻的鲁迅心中一刻也不曾消失，这种没有爱的悲哀和对于爱的剥削者——封建礼教的憎恨，曾使鲁迅对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给他的一首题为《爱情》的诗，产生了发自心底的共鸣。

这位少年的诗是这样写：“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引自《鲁迅传》第61页。林非，刘再复著。)鲁迅则这样沉痛地写道：“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引自《热风随感录四十》)

由于鲁迅先生有着在遭受封建旧礼教方面，与“五·四”时期的年轻人同样的感受，所以他在“五·四”反封建的高潮中也曾振奋、激昂过，对像子君、涓生这样的敢于冲破旧礼教的束缚，争取个性、婚姻自由的年轻人是深怀支持和赞同的。而到了转入低潮时期，鲁迅先生又亲眼见到无数个像子君、涓生这样的青年人的悲剧命运，这就又不能不引起他的无限同情和惋惜，《伤逝》正是鲁迅先生这一复杂情感起伏的表白

面对封建旧势力的反扑，面对“五·四”以后新文化阵营的分化，鲁迅先生深深地陷入了“梦醒了以后无路可走”的苦闷。这种彷徨伤感之情加上像对子君这样无辜的牺牲者的惋惜、哀伤，构成的压抑不住的激情，使富有诗人气质的鲁迅先生，不能不将这满腔悲愤化作滔滔诗情倾于笔端。他像观看了千年的火山喷发，无法抑制如此壮观的景象给自己带来的振奋、激动，也不能面对炽热的岩浆，不感到周身热血沸腾，更不能视而不见寒冷、枯干的大地是怎样迅速地将那一股股热流冷却、堵塞。他要为涓生和子君的勇敢大唱赞歌，要为惨死的子君鸣冤叫屈，更要为嫉恶如仇、积极进取、但又无路可行的涓生呼叫出心底的痛苦和悲哀。这种浓重的气氛笼罩着全篇，使《伤逝》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特色。

2.2人物悲剧的社会性

鲁迅先生对《伤逝》中男女主人公是有批评的，他们只知道盲目地爱，而忘却了人生的其它要义。但这种批评是通过涓生无限的悔恨来表现的。既没有苛求，更没有嘲讽，相反却倾注了满腔同情和悲叹。虽然，鲁迅先生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了个性是条死胡同，但是，他仍然不能完全站在旁观者立场上，对涓生和子君进行严峻的批判。他知道，千千万万个涓生和子君，是在浓重的深夜里开始觉醒的知识者，窒息人们灵魂的封建主义的沉重压力，象黑夜的浓雾一样厚重，它笼罩在人们头顶，不肯消散。而子君和涓生只是在单匹马地与这几千年的恶势力进行战斗，他们的思想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准备和武装，因此在跟旧世界打了几个回合之后，就都纷纷败下阵去。鲁迅先生更知道，绝不应该认为他们只是斗争的失败者而只能受到观战者的批判，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是失败者才更值得悲叹。

子君从一个大无畏的知识女性，变成终日只知道做饭，饲养油鸡和叭儿狗的家庭妇女，实在是令人痛惜的。但鲁迅先生对中国妇女是极赋良知的。子君的日渐空虚，完全是社会所致。在那种特定的环境里，子君无法觉醒到彻底冲出家庭，与广大的工农民众相结合的地步。她的个性要求，只局限在能够自由地爱，有了这种自由的爱，也就满足了。但当时的社会就连这一点微薄的要求都不能满足于她。子君个性的行动不过是只在自己的鼻子尖下画了一个小小的圆圈，不到一年就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这才是真正可悲可叹的。《伤逝》全篇反复激荡的那种浑稠、凝重的悲哀悔恨之情，是由涓生对子君这个渴望光明，追求幸福，但终因软弱被“无爱的人间”吞没了的善良女性的追求，以及对自己无可推卸的责备构成的，同时也表达了鲁迅先生对旧中国千千万万个无辜的子君的同情与哀悼。而这一点恰恰是《伤逝》所采取的对封建势力声讨和控诉的不同寻常的方式。

涓生比起子君要成熟和坚强。他也一度沉浸在暂短的爱情幸福之中，但随着

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爱情危机的日益明显，他很快就意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当他被解雇以后，子君变得怯弱、颓唐，但他却觉得“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绝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会麻痹了翅子，即是出了鸟笼，早已不能奋飞”，而庆幸自己“总算脱出这鸟笼了”。他敢于面对生活的挑战，知道“过去的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所以他要开始新的生活。当初他追求子君是为了得到真正的爱情，而当爱情变得徒有其名时，他也同样不甘忍受。他鼓励子君出走，也决定自己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他一方面在报上登载寻求抄写的“小广告”，一方面译书，准备在刊物上发表。涓生是不甘沉沦的，他离开子君，奋身孤往。但可叹的是最终也不知道目标在哪里，非但没有带动子君飞起来，就连自己也在进取中失去了方向。到头来，只落得给孤立无援的子君以致命的打击，对死者起无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说鲁迅先生对涓生没有责备是绝对化的，但同情远远大于批评。涓生的孤身奋往，来源于不熄的进取精神。在同代人中，涓生是勇敢的，又是痛苦的。他接连遭到爱情破灭，被辞去职务的打击，却仍然勇敢地探索，鲁迅先生对此十分赞扬。面对封建势力的顽固和黑暗，这种韧性的斗争精神是何等高尚和可贵呀!不公平的是，怯弱埋葬了子君，而涓生也在进取中连遭失败，同样的悲剧等待着他。无数个“此路不通”不断加剧着他内心的苦闷，并且越积越深。子君的死，更使他无路可寻的痛苦达到了悲痛欲绝的顶点。他悔恨自己，谴责自己，最终也不得不回到依然是“破屋、破床”的会馆，感到满目空虚，走上只有“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先导……”的道路。此时的涓生笼罩在何等浓重的悲哀气氛中呵!涓生是愤世嫉俗，积极进取的。鲁迅先生又何尝不是在一次次的苦闷挣扎中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不断进取的呢?鲁迅先生对涓生倾注满腔的同情，无疑是对正义和勇敢大唱赞歌，而涓生深深的空虚和苦闷也是赋有时代特征的。鲁迅先生在他发表《伤逝》等作品前后的思想彷徨时期曾经对许广平说过，他的作品太黑暗了，这是因为“现在是各方面都是黑暗”而形成的苦闷、彷徨、烦恼、与悲愤的反映(引自《两地书》)。在《伤逝》里，鲁迅通过对涓生苦闷状态的同情，呼喊出了社会的不公正。那些甘愿做奴隶的人虽不得温饱，却尚得苟存，而敢于反抗封建旧道德、旧礼教的人却更是好景不长，甚至只有死路一条。这社会真正是到了“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地步了(引自《两地书》)。

应该说，《伤逝》中人物形象的明暗变化是和主人公感情的扬抑错落相一致的。抒情主人公为子君和涓生的大胆行动，幸福结合而激动喜悦，也为他们陷入生活的窘境和爱情危机而惋惜哀叹。一时赞美，一时同情，一时惋惜，一时悲愤，种种复杂的情感落在不同时期的子君和涓生身上，与《伤逝》全篇抒情的魂韵和谐统一了起来。

如果说《伤逝》是一首悲歌，它悲叹的不恰恰是整个黑暗的封建社会吗?

2.3刻画性格的灵活性

鲁迅先生是现代文学史上小说新民族形式的创立者，他吸收了中西方小说在结构、人物、语言等方面的长处，创立了自己的风格。《伤逝》中的主人公，涓

生和子君，所使用的创作手法是不同的，但同样都统一于全篇抒情的风格之下。

子君的性格主要是通过肖像、动作、语言的描写来完成的。这种通过外部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手法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传统。在塑造子君的形象时，鲁迅先生采取了这种手法，但又不是机械地运用。为了使人物塑造与全篇抒情的格调相一致，他总是使子君的每一幅肖像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绝非是旁观者冷静的描写。

子君和涓生同居前，子君是作为新的知识女性而被涓生敬慕和热爱的。他们决定同居。外出寻找住处的时候，勇敢的子君面对“路上遇到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却是大无畏地，对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而此时的涓生也正被崭新的思想和热烈的恋情激荡着。他是这样描写子君：“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总是微笑点头，而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光泽”。子君这样的肖像在涓生的感情屏幕上映照出来，她那心地单纯，渴求新知识，向往新生活的性格和“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的勇气，得到了涓生发自心底的爱慕和钦佩。使叙述描写成为诗赞。而这种诗赞又不仅仅是涓生献给子君一个人的，它更是鲁迅先生献给“五·四”时期无数像子君一样的新知识女性的。

涓生，主要是通过他的独白，进行细致的自我心理描写，来展现其性格特征。这种手法多见于外国小说。鲁迅先生将这种手法吸收并应用到涓生身上，是有目的的，也是十分成功的。这样，即便于抒发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又给读者一种快捷的直感。使作品中抒情主人公形象更鲜明，感情色彩更强烈。如他在对子君热恋的日子里，“在久待的焦躁中”只要“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使涓生的心“骤然生动起来呵!”文中是这样描述的：“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