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与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２００７年１月　河南社会科学　Ｊａｎ．，２００７　第１５卷第１期　ＨＥＮＡＮ　Ｓ０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１．１５　Ｎｏ．１　企业家与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吴申元　，杨　勇　（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２．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摘要：企业家在近代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１９１４－－１９２２年被公认为是中国资本　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传统研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该时期的出现提供了较好的外部契机，近来　的研究开始转入对该时期企业家因素的考察，并认为企业家因素在民初及北洋时期对中国企业的发展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构成近代中国企业发展“黄金时期”的主要原因。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企　业经营者能够成功地周旋于商业和政治之间，造就一定时期的经济繁荣，与企业家和之间的“推”、　“导”结构的权力博弈密切相关。“推”就是公司治理机制对力量的抵制，“导”就是公司治理机制中对　力量的利用。分析该时期企业家的发展历程，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具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企业家；近代中国企业；“黄金时期”　中图分类号：Ｆ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９０５Ｘ（２００７）０１—００４３—０８　在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民初及北洋政　动力性和交易性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分析　府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７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模型。付维宁（２００３）则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家人力　其中，１９１４－－１９２２年被公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　资本产权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分析　的“黄金时期”，也是近代中国企业大发展的时期。　模型，试图从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角度探讨企业家人　学者们通过分析近代中国企业“黄金时期”出现的　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原因认为，企业家因素是推动这一时期近代中国快　具体到企业家推动企业发展的技术性路径上，　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着眼于近代中国企业　熊彼特式的企业家通过创新使企业规模扩大并形成　发展过程中的企业家因素，分析了近代中国企业发　垄断性市场结构，反过来又推动了新一轮创新。显　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各界对企业家所形成的认识　然，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努力程度是创新和获得利　以及企业家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博弈过程。　润的基础。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企业家才能与　一、企业家与企业绩效关系理论综述　资本、劳动、土地一样属于生产要素范畴，因为完全　从宏观上看，一般认为企业家活动的水平、企业　竞争市场不存在长期利润，企业的持续收益包括企　家的数量与宏观经济存在正相关关系（Ｂｙｇｒａｖｅ，　业家才能带来的混合性准租（付维宁，２００３）。由此　１９９４）。而从微观上来说，在企业家与企业绩效关系　可见，企业家机制越有效，企业家的能力越强，工作　研究的文献中，黄群慧（２０００）将企业家选择机制引　越努力，企业的经营绩效就越好。因此，不论在宏观　入“超产权论”的分析框架，拓展出一个企业家选择　上，还是在微观上，企业家作为近代中国企业发展过　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与企业效率关系的分析模式。程　程中的生产力载体而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的主　承坪等（２００２）把人力资本分为效率性人力资本、动　体。长期以来，我们对企业家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　力性人力资本和交易性人力资本，提出基于效率性、　的主体地位及其历史贡献认识上的不足，导致了我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一ｌ１—１Ｏ　作者简介：１．吴申元（１９４１一　），男，江苏江阴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２．杨　勇（１９７４－　），男，山东东平人，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４３・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们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认识上的偏差。其实，　并保证企业的稳定性。在这方面，中国近代的许多企　作为企业和经济发展的生产力主体，企业家制度建　业主要以发扬家族传统作为对企业成员进行精神整　设在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与制度建设中具有优先　合的手段。如荣氏企业家族成员在兴办民间工业和社　性和核心性：企业家只有成为社会生产关系的主体　会公益事业时，都继承了家族传统，把优秀的民间宗　才能把个体内在生产力的理论价值转变为应用价　氏文化传统灌输到办企业和各项社会事业中。　值。制度变迁和制度建设因此是使企业家成为社会　另外，在企业家的培育上，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　生产关系主体的关键。　穆藕初对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的养成格外重　西方企业制度变迁与私有制天然结合在一起，是　视。他力图唤起商人的“天职”观念，培育中国的企　典型的“诱致性”变迁，“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　业家精神，即一种尽心尽责的敬业精神和职业观。在　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　。中国近　他看来，这种观念不复远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存　代企业制度的出现以及演变则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　在②，“此‘天职’二字并非新名词，即孟子所谓‘古　面。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在的推动下呈现强制性制　之人修其天爵’者是。不论托业何途，对于所立地　度变迁的同时，中国民间社会亦通过各种途径学习、　位，皆有发达其业务之天职，必如是方可以无愧乎为　移植西方股份制，从而使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同时开启　职业家”［¨。另一个例子是吴蕴初，他用味精发明权　了诱致性变迁路径（邹进文，１９９５）。由于中西经济　所得酬金成立了清寒教育基金委员会，专门资助有　发展水平、民族文化传统、社会心理及意识的差异，　才能但家境贫困的青年深造，将眼光放在了企业有　近代中国民间发动的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诱致性变　关人才的培训上，以谋得企业的长远发展。　迁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集中体现在家族性　二、企业家与近代中国企业的“黄金时期”　上。而在家族性的具体体现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综合一些文献资料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上，企业家及其所彰显出来的企业精神发挥着重要　后的一个时期里，分布在社会经济各个部门中的近　作用。一方面，近代中国的企业家是一个竞争意识、　代中国企业大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郭庠林、张立　开拓精神与民族意识皆备的群体（赵泉民，２００２），　英，１９９９）。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　另一方面。由企业家所形成和彰显的企业精神作为　展史》（第２卷）中以１９２０年的中国主要民族资本　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制约人际关系、决定人们经济行　主义工业和１９１３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　为的一种无形的规则或心理约束，同正式的制度一样　作了比较。显示了这一时期工业企业快速的发展过　对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用于企业内克服　程。（见表１）　“搭便车”问题，而且可以通过培养对企业现存　关于近代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国内外学　合理性的理解而大大减少企业正规制度的实施费用，　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兆聪在谈及中国火柴业　表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１９１２－－１９２０年）　行业　１９１２血　１９２０血　发展速度　平均年增　（１９１２年＝１００）　长率（％）　棉纺　华商纱厂纱锭数（枚）　５０９５６４　１５９８０７４（’　３１３．６　１２．１　织业　华商纱厂布机数（台）　２６１６　６６７５￣２）　２５５．２　１１．０　机制面粉业　华商厂日产能力（包）　６６４７０（３）　２０３９５０　３０６．８　１７．４　华商厂产量（万包）　１９６６￣３）　８３１６（２）　４２３．０　１９．８　缫丝业　上海、广东、无锡丝车数（台）　８０１４０　１１２６５４　１４０．６　０．０４　厂丝出口量（即产量，担）　５９１５７　７７８５５￣４　１３１．６　０．０３　卷烟业　华商厂资本额（歹元）　１３８　１６８０　１２１９．４　３６．７　火柴业　华商厂资本额（万元）　３６１（３）　７４６　２０６．６　１０．９　电力业　华商厂发电容量（千瓦）　１２０１３　２９６０２　２４６．６　１１．９　水泥业　启新厂产量（吨）　５９４０５　１０９７４１　１８４．７　８．０　机械采煤业　华商矿产量（吨）　４１６５５８　３２７９７５７　７８７。３　２９．４　六种矿冶产品生产指数（１９１３年＝１００）　７６－３　１６５．１　２１６．４　１０．１　注：（１）１９２２年，（２）１９２１年，（３）１９１３年，（４）１９１９－－－１９２１年平均。　资料转引自郭庠林、张立英：《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４４・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的发展时曾说：“我国火柴业的发展，在初年，　的，正是主体条件，亦即企业家的作风与资质而已。我　实在是比较迟缓的，据我们对于现存各火柴厂中五　认为这才是大生成功的真正原因。”田他明确肯定了　十九家的设立年代的分析结果，在五年（一九　企业家素质在企业经营发展中的作用。张仲礼　一（１９９９）在美国学者高家龙所著的《中国的大企业：　（一九一七年）到十年（一九二一年）间成立者　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１８９０～１９３０）》中译本“序　达十二家，考这时适当欧战时期，为我国各种工业勃　言”中写道：“我国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一般都强调　兴的时代，因此国内火柴厂的纷纷设立，自无足　过去外资在华企业得益于帝国主义特权和民族资本　怪。”‘　充分说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近代企　主义得益于国货运动的观点，高家龙教授并不否认我　业发展所提供的机会和契机，这一原因也曾被郭庠　们的观点，但他别出心裁地强调了企业创新精神的重　六年）以前成立的火柴厂，不过五家，自六年　林和张立英（１９９９）、杜恂诚（１９９１）、唐力行　（２００３）以及日本学者中井英基（１９８０）、美国学者　柯伟林（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Ｋｉｒｂｙ，１９９５）等人所提到，但他　们又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仅仅是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的　外部因素，并不能构成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的唯一因　素，而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包括企业家素质在内的其　他一系列内部因素。　杜向诚（１９９１）认为，在１９１２－－１９２７年间民族资　本快速发展的原因中，内部因素是主要的，这些内部　因素包括资本、市场、技术和管理诸多方面。如果没有　内部因素的作用，外部的有利因素也起不了多大的作　用。唐力行（２００３）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发　展契机之外，提到有些论著注意到了袁世凯时期的经　济，“进一步扫除了民族工商业发展所遇到的障　碍”，但是他也仅仅把“黄金时期”限定于袁世凯在　世时，并认为“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和　混战的黑暗时期，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又迅速恶化　了。所以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期’也只是‘昙花一　现’而已”④。他认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黄金时　期”的到来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更深　层次的内因——传统权力机构的松懈构成了“黄金　时期”出现的主导力量。但是，杜向诚与唐力行对近　代中国工商业“黄金时期”形成内因的考察却稍显宽　泛，相对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世界环境而言，近　代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状况、环境可以说是内因，　但相对于企业微观经营而言，这无疑又构成了它所得　以发展的外因。那么，企业微观层次上造成近代工商　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杜向诚（１９９１）曾提到并分析了注重技术和经营　管理两方面的因素，但这仅仅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技术　层面上的原因，以此解释中国近代工商业“黄金时　期”的出现似乎稍显肤浅。日本学者中井英基　（１９８０）在分析大生企业成功的原因时指出：“并不　是只有大生得天独厚，具有优越的客观条件，而是在　同其他厂家大致一样的基础上，承受着由当时一般的　市场条件所带来的影响和制约。只不过本质上迥异　要性，恰当地把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五　要素引入到书本的分析中去，有说服力地提出了正是　创新精神使旧中国卷烟工业中外两个企业英美烟公　司和南洋烟草公司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卷烟工业　发展的激励竞争中能双赢、能都有发展的观点。”　塞　一论断充分认识到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郭庠林和　张立英（１９９９）则更进一步，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爆发不是近代中国企业出现“黄金时期”的原因，更　不是主要原因，近代中国企业在这一时期内蓬勃发展　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家运用自己的智慧长期坚　持、不断开拓、力争进取，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企业家　的活力，才让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黄金　时期”。他们将近代中国企业家运用自己的智慧不断　开拓、力争进取的表现归纳为以下几方面：（１）从当　时中国的实际出发，开拓了服务于中国企业的原料供　应、商品销售的流通渠道；（２）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和　生产集中，扩大企业生产，从而使企业实现了强有力　的规模生产；（３）重视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适时进　行企业改革，推动了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等。　可以说，企业家因素在民初及北洋时期中　国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构成　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黄金时期”的主要原因。在这　一时期获得蓬勃发展的家族企业⑧不仅是近代中国　企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而且成为民初及　北洋时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亮点，正是一批优　秀的企业家支撑了其辉煌局面的出现。中国最大的　家族集团荣家企业，创立之初规模有限、资本微薄，　但到抗战时，荣氏企业拥有的粉磨生产能力约占全　国（不包括东北）面粉工业的三分之一，拥有的纺锭　和布机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以上［４１。上海天厨味精厂　创办时是个仅有５０００元资本的家庭小工厂，但十几　年后，该厂增资２２０万元，并增设了天元电化厂、天　利氮气厂等一系列企业，成为上海屈指可数的化学　工业企业。类似的家族企业在民初及北洋时期　的各行各业中均可以找到。那么为什么这些家族企　业能够在强敌环绕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近　・４５・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一意孤行，习非成是，虽有忠言不能纳，虽受　代中国实业界的“天之骄子”呢？客观地考察一下这　辈自居，些企业的创业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尽管　挫折不能悟，视司事如奴隶，待工人如驴马。此失之于　成功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这些　傲慢者一也。（乙）购货不问其优劣，只求其低廉，出　品不究其良窳，但望其脱手。事前无预算，临事无研　企业都是由精明强干的企业家经营的。　三、民初及北洋时期对企业家素质的认识　《看得见的手》中提出：“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　究，事后无觉察。对于事物，可以谓之为无管理，叩其　（丙）或则以侵蚀为能事，或则以豪奢为阔手，既大局　钱德勒（Ａｌｆｒｅｄ　Ｄ．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Ｊｒ，１９７７）在著名的　身心，可以谓之为无精神。此失之于疏忽者二也。　底乃是它们的经理和组织之间的竞争。一家公司的　之不顾，惟私便之是图。股东血本，视若粪土，自家责　成功，主要决定于其管理层级制的质量。”就近代中　任，弃如弁髦，买卖出入，惟意所为，结党营私，毫无顾　专　国企业家而言，企业家精神及企业家素质早已进入　忌。此失之于舞弊者三也。（丁）不从实际上立脚，人们的视野并发挥着作用。郑观应就曾经触及企业　中的人才问题，尤其是企业家的作用以及素质问题。　他指出：“得人则兴，失人则败，古欲事之兴，惟在得　人而已。”［５１对于企业家的素质而言，他要求企业家　具备相应的管理能力和业务知识，否则“总办为公　司领袖，如不熟识商务则不能知人善任，凡事为人所　愚，措置失当”嘲。对于具体部门的管理者，他要求他　们熟悉业务，如“船栈各司事，宜慎选熟谙商务、勤　慎职守者，方可任用”【５】。１３本学者中井英基在研究　近代中国“企业家史学”问题时指出：　所谓西风东渐以来，传统的中国社会背负着近　代化的课题，在不断摸索中经历了充满苦难的历程，　尤其是经济的近代化（：工业化）处于极其困难的境　地，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被称为“没　有发展的循环”的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里面，所　谓“企业家活动（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这一种主观的　经济活动未必是绝对没有的。与其这样说，不如说尽　管在这种状况下，凡有“经济机会”存在的地方，到　处都有“企业家活动”在不断打破传统的儒教价值　体系和行为模式的制约，而勇敢地开展起来１７１。　就民初及北洋时期而言，社会对企业家素质　及其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家族企业在其　经营过程中更是深刻地体会了企业家素质的重要性。　张謇曾在列举近代一些企业亏本的原因时指出：“吾　见夫世之企业家矣，股本甫集，规模粗具。而所谓实业　家者驷马高车，酒食游戏相征逐，或五六年，或三四　年，所业既亏倒，而股东之本息悉付之无何有之乡。”⑥　说明了企业家素质的缺失对企业经营的危害。所以，　他主张在选取企业经营人员时要注重企业家素质并　慎重行事：“行厂执事，由董协同慎举熟手及性情勤　谨声名好之人，除一二真知灼见共信不疑之人无须保　荐外，皆须取保荐书，如有私弊亏空，惟各董向原保荐　人追理。”　穆藕初在分析中国实业不振的原因时，对　中国实业家的整体素质进行冷静分析后指出：“我国　实业家之所以失败者，厥有四大端。（甲）以事业界老　・４６．　向幻空中捉摸。望盈余之数于气运，托去取之权于神　鬼，视贸易如，作孤注之一掷，信用未立，不知抱　惭；挪移术穷，终止歇业，此失之于悻求者四也。”＠在　此之前，许多民族实业家也对其本身的弱点和弊端　提出过批评意见，但像穆藕初这样尖锐直率地深刻　揭露则还是第一次（钟祥财，１９９２）。　作为近代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最具能动性的因　素，企业家素质直接影响到了近代中国企业的经营　业绩。作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者之一的简玉阶　在１９２８年倡议收购另一家民族卷烟工业——中国　烟草公司时也认识到了企业家的作用：“今本公司　生意既蹶不振，多方整顿，亦累月经年，仍无甚效果，　且愈趋愈下，前车覆辙，了了可鉴，自非罗致得力人　员不为功。兹拟收买中国烟草公司全部，一可招致原　日得力之人员，二可消减出品之竞争。考诸英美公司　业务之发展，生意之久远，无非向人才着手与消减竞　争，先例具在，不无可师。”［８１可以说，简玉阶正是从　实践经验中认识到企业家对企业经营与发展（“生　意之久远”）的巨大作用的。穆藕初也高度重视人才　在管理中的关键作用，他认识到，“凡百事业之成　功，全视人才之优劣”⑨，由于“人才为事业之灵魂”，　所以“物色人才与善用人才，实为事业家首务”⑩。他　对人才作了精辟的分析，认为：“管理人才，在事业　管理上所占地位，尤为重要。凡增进精良之产额，节　省无谓之消费，直接发达工厂之隆运，间接开拓国家　之富源，皆此项人才所有事……管理人才所负责任　为至重也。”⑩正如穆藕初所认识到的，一个企业首　先必须有一个好的经理，作为“企业人才”的企业家　或经理人在企业的经营发展过程中所占的地位“尤　为重要”，其“所负责任为至重也”。　而一个好的经理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穆　藕初认为除了具备科学技术知识以外，还必须有创　业所不可缺少的性格素质，如“健全之脑力，敏锐之　眼光，灵活之手腕，坚固之信用，雄厚之力量”＠；同　时，他们还应该富于革新精神，“不能拘泥陈旧之方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式，以避削足就履之讥”＠。陆费逵曾在其代表作　到外部客观环境的制约，尤其是在近代中国环境条　《实业家之修养》一书中指出，在竞争激烈、发展迅　件不利之时，优良的企业家素质就能起到极为重要　速的近代经济中，企业家要取得经营上的成功，必须　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钱小明，１９８７）。那么，优良　具备一定的素质标准，“实业家果需何种资格乎？以　的企业家素质是如何形成的呢？下面，让我们来考察　余所见，勤俭也，正直也，和易也，安分也，进取也，常　近代企业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四、权力博弈中的“推”、“导”结构　识也，经验也，节嗜欲也，培精力也，殆无一可以或　缺”１９］，指明了企业家所需具有的创新、进取精神以　及道德品质等方面的企业家素质。　民初及北洋时期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造　成了与企业之间的新型博弈关系。军阀｝昆战的　此外，近代中国思想家十分讲求企业家的道德　局面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　素质，这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影响　企业经营者却能成功地周旋于商场与政治之间，造　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有鉴于此，陆费　就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这　逵把“正直”、“和易”立为企业家修养的必备方面：　不仅与前文所提到的企业家素质有重要关系，而且　“正直和易二者，尤为立身处世之要件，盖作伪舞弊，　也不能忽视他们在与之间的博弈中或利用或抵　一经为人觉察，在个人则身败名裂，不能厕身社会，　制的力量以实现企业发展的过程。近代社会以　在商则信用坠落，初时或稍获意外之利，积久终必无　来，随着传统权力结构的松懈（唐力行，２００３），掌控　人过问。”　他批评我国棉丝业存在的弄虚作假恶习，　了资本力量的工商业者和企业家开始觉醒，他们不　指出：“吾国棉丝出口，每湿于水，冀分量之多，外人　再仅仅是“永远仰鼻息”＠，而是在与力量　初受其愚，今则多舍我而购他国之货，意、日之丝，　博弈的过程中促成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　美、印之棉，早夺我席矣。”　“综观古今成功之大实　期”。这不仅显示出近代中国工商业者实力的强大　业家，未有不以正直著者，恒有朴讷之人，毫无特长，　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也显示出工商业者和企　仅以正直之故，得人信用，致成大业。”　近代实业家　业家力图重构与之间的关系的努力。他们对政　张謇不仅重视企业人员的科学、技术素质，还特别讲　府的力量或加以利用，或进行抵制，以谋求企业的发　求企业人员的道德素质，他认为每一个人要取得事　展与壮大，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明　　业成功，必须具备“德行艺”，“德”是职业道德，　显的“推”、“导”结构。“行”是正派的行为，“艺”就是科学、技术。他强调　人以“德行”为重，“是以人人成一种有人格的人，士　（一）“推”：公司治理机制对力量的抵制　由各自的结构所决定的与企业经营者　的目标是有冲突的。由于掌握了强制性的权力，　轨于士，农轨于农，工轨于工，商轨于商”＠。“德行”　的核心是“示人以信用”，“示人以信用”的根本就是　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往往会利用控股地位通过选　勤俭。“勤”就是“屑为琐事”“勉职循分”，“俭”就是　派经理人等手段谋求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　“节俭”，这对于从事实业的人来说尤其重要，因为　在中国近代社会，这种情况表现得十分严重。而企业　“俭则一切开支，各从节省，勿惮刻苦，勿自矜满”＠，　如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能够有效地应对这种来自外　否则就会耗费过多，致使企业亏本。　严学熙先生曾以张謇，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薛　南溟、薛寿萱父子，刘国钧等成功的少数企业家为　界的强权干扰，而这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合格　的或优秀的企业家。　１９１６年，北洋的财政挤压银行，引发了停　例，说明其成功的原因都在于具有“企业家的事业　精神”＠，并在１９８７年的《论大生纱厂早期成功的原　因》一文中专门讨论了张謇的企业家精神㈣，认为张　謇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雄才大略和开拓前进精　兑风潮。但是，北洋的停兑令却遭到了中国银行　上海分行的抵制，分行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张嘉墩　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银行从此信用扫　地，永无恢复之望”，要“维持中国金融之生命”，只　神的企业家，能“以人乘天”，从而达到“事半功倍”　有使社会各界“寄其希望于不受非法支配之银　的效果⑩。“天”是客观存在的条件，“人”是具有经　行”＠。他们在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和以张謇为会长　营能力的企业家，张謇把企业家能因时变通地认识、　的股东联合会的支持以及租界当局的配合下，宣布　利用和改造客观的能动作用，强调到超越两者相加　脱离而，平息了挤兑风潮，这不仅表明了银　而达到相“乘”的高度，这是张謇的企业家精神的核　行界势力的强大，而且显示了他们对“非法支　心。在这种经营思想、经营理念的指导之下，大生纱　配”的抵制和抗拒。中行在张嘉礅的管理下，业务繁　厂取得了丰硕成果。所以，企业家的主体活动必然受　衍迅速，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银行。１９１９年，中国银　・４７・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行在筹划增资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认为１９１６年停　系网，１９１２年他迁居到当时新成立的首都北京，兑风潮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滥发纸币、准备空虚，而引　年后，他便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成为北　起滥发纸币、准备空虚的原因则在于“银行不能保　洋咨议及财政部调查卷烟税专员。他与北　一持其，被强迫垫款”，倘若中国银行没有　京和军阀（如东北张作霖、长江下游的陆永　１９１７年新则例之修正和股东会之成立，“则总裁永　祥）的交际极为成功，力图利用的力量谋求让英　远仰鼻息，财权永远听支配，愈垫愈巨，有　美烟草垄断全中国烟草生产和销售。邬挺生这一“宏　加无已……当股东会未成立以前，本系官股占大多　伟”的计划虽然未能实现，却显示了他力求在近代中　这　数，故不啻为隶属机关，演成滥发纸币、停止兑　国企业经营中引进力量实现企业发展的思路，现之恶剧。幸而新则例修正后，续招商股，异常踊跃，　也是民初及北洋时期很多企业家的想法。在北洋　竞超过官股二百余万元，于是当局者稍能脱离政潮　提出合办主张的初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　而，苦心规划，停止垫款，而行基得渐臻巩固。惜　也尚不能举完全商办之实”⑩。　这一时期近代中国企业经营中抵制的力量　而发挥企业家作用的另一个例证来自北洋与南　洋兄弟烟草公司之间的博弈。北洋曾想通过　“官商合办”的形式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但是，　随着商谈深入，简照南逐渐认识到北洋妄图控　制企业的真正目的所在，“坚持要占经理权”［８１，　且所拟合办章程“纯粹利益，于我们（南洋兄弟　烟草公司）极为吃亏”［８１。再加上“官场”，“做　事鬼鬼祟祟，今观之，余亦颇心淡矣。究不如招商股　之为畅快直捷也”［８１。而且当时“政局纷争，国会已　散，南北大有分离之势，有此不安。纵然许我好条件，　亦非磋商时期”，所以，简照南认为北洋所提出　的合办主张“断难成议”［８１，拒绝了北洋的提　议，保证了近代中国企业经营中的企业家自主权。这　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近代中国企业家的对力量　认识的转变以及对企业家经营自主权在近代中国企　业经营中重要性认识的加深。　（二）“导”：公司治理机制中对力量的利用　在与力量博弈的过程中，民初及北洋时　期工商业者在公司治理机制中使用的另一个策略便　是“导”字诀，即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利用的力量，　将的力量导向促进企业发展的轨道上来，使其能　为企业获取某些方面的经营优势，这在企业的外部运　行环境不规范、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尤甚。　也就是说，与企业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合作博弈　的，只不过在民初及北洋时期，这一合作博弈过　程主要表现在公司治理中对力量的诱导和利用。　１９１２－－－１９１９年间，英美烟草公司主要通过两大　代理商即邬挺生和郑伯昭开展在中国的业务，就邬挺　生言，他“雄心勃勃……衣着合体，举止优雅。他也懂　得如何去接近一个中国商人和绅士”＠，主要通过取　得官方或地方精英的支持而促进英美烟草产品的销　售。邬挺生的特点主要是集中全力构建自己的官场关　・４８・　南便表现了这种天真的幻想，他在１９１６年和代　表谈判过程中向人表示说，和官方合办企业有明显的　利益，因为“现行不施行印花税，于我不甚厚利。　然与合办，一则可杜绝外人承办全国纸烟权利；　二者得提倡吸食我烟，此种效力亦甚巨大；三则　与同营，生意信用自是不同。有此三利，故欲与合　之”ｌＳｌ。事实证明这虽然仅仅是简照南的一厢情愿，但　是却反映了民初时期企业家在近代中国企业经营中　利用力量的愿望与需求。　民初及北洋时期公司治理机制中利用　力量的一种较为极端的情况便是官商结合、官助商办　模式。在这样一种有点类似“官督商办”的模式中，政　府力量在近代中国企业经营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　与“官督商办”不同的是，企业的经营目标是为资本　所有者的利益服务的，或者说是为大资本所有者的利　益服务的，官方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由此达成了一种　合作博弈，的力量为企业家所利用并服务于企业　的长远发展，周学熙企业集团便是明显一例。　周学熙是中国近代由官僚资本家转化为民族企　业家的典型人物之一。从１９０６年起，他以收回启新洋　灰公司和创办滦州煤矿为契机，开始经营自己的集　团，１９２２年前后基本形成了“官为扶持，商为经营”的　典型企业集团模式（虞和平、夏良才，１９９９）。而在周　学熙企业集团中，最为明显的特征便是经理人员的官　方背景。从集团领导和经营阶层的构成来看，企业的　经营管理权掌握在官商一体化的人物手中，从而使得　“官为扶持”成为可能。从周氏企业集团最为重要的　启新、滦矿、华新、中国实业银行４家企业来看，在　１９２２年前担任董事和总、协理的主要人员如下③：　周学熙　：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煤矿、　华新纺织公司董事长、中国实业银行。　孙多森　：启新协理、董事。　王筱汀　：启新协理、董事，华新董事。　徐履祥　：启新董事、会办。　陈惟壬　：启新董事、华新津唐二厂董事。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李士鉴　：启新董事兼经理、开滦议董、华新董　氏集团的产生和发展；而如果没有“商办”，也就不　事。　会有周氏集团的快速形成和合理结构。可以说，“官　言仲远　：启新董事、华新董事、中国实业银行　助”是周氏集团的生存之本，“商办”是周氏集团的　总董。　发展之路（虞和平、夏良才，１９９９）。这不但体现了民　李伯芝　：启新董事、开滦董事、华新董事、中国　初及北洋时期周氏集团公司治理思想中对　实业银行协理。　力量利用的要求，而且体现了这一时期公司治理思　杨味云　：华新董事、津厂经理、中国实业银行　想中官商关系的重新认识。正是力量与商人力　监事。　王克敏：华新董事、中国实业银行董事。　田中玉：中国实业银行董事、监事。　陈光远：中国实业银行董事、监事。　屈映先：中国实业银行监察人。　段祺瑞：中国实业银行官股董事。　曹汝霖：中国实业银行董事。　龚心湛：华新董事，中国实业银行董事、。　熊希龄：中国实业银行董事。　钱熊训：中国实业银行董事。　上述人物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官商一体化人物　（带有“　’者），他们都曾经担任过各种官职，或带有　某种官衔，或是大官僚的亲信。他们由于或担任财经　官职．、或因卸职后从事实业活动、或因任职前创办过　企业而带有了资本家的属性，并具有一定的经济的头　脑和经营经验。二是基本属于官僚军阀性质的人物。　如上列王克敏以下９人。这样一种人事配置结构实质　上反映了周学熙在袁世凯死后和自己退出政坛以后，　利用自己的僚属关系拉拢在职、谋取本集团政治　保护伞的经营策略。由此，周氏集团具有了上能通天、　下能联商，利用官力，谋取自己私利的功能，使官商合　作和官助商办在集团的核心人物上实现了统一。　纵观周学熙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明显　地反映了“官助”与“商办”的合力作用，集团通过　各种非正规途径＠从那里获得了种种经营特权，　比如专办权、减免税权、运输上的便利等，使周氏集团　在经营上获得了其他企业所不能获得的便利条件。但　是，不容忽视的是，内中起主要作用的仍是周氏集团　本身所具有的较高的经营水平与企业家素质。比如，　周学熙等人十分重视资本的积累，他们从“未雨绸　缪”、“防患于未然”的指导思想出发，力主多积累少　分配，以应付激烈的商业竞争。集团骨干分子之一卢　木斋曾经在给周学熙的一封信中就对高积累表　示赞赏：“所贵乎士君子者，为能事先筹防……然后　有以立于万全不败，故当公司分红最多之时，在浅见　者必忻然色喜……容矩知商业竞争，变幻无常，每当　高兴之时，即伏失败之机。天下大事大抵如此，不独　一公司为然。”＠所以，如果没有“官助”就不会有周　量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的结合，使得周氏集团既从政　府那里取得了种种经营上的优惠特权，又善于发挥　企业家素质的作用，运用经济规律经营企业，这使得　集团在既利用力量，又结合企业家素质的官商　合作、官助商办的模式下迅速发展起来。　五、几点启示　二十几年的改革实践证实，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需要企业家，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企业　家，建设和谐社会同样需要企业家。但是，从总体情况　看，我国企业家制度建设同市场化改革进程还存在脱　节现象。首先，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框架，而企业家制度的雏形尚未形成；其次，企　业家制度的缺失导致了一些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　业家的落马，阻碍了我国企业的良ｌ生发展。在这种情　况下，培养一批优秀企业家、建立和完善企业家制度　就成为目前我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任务。　国际经验证明，一个国家企业家的数量和素质及　其价值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　经济竞争力。企业家精神是珍贵的国家资源。在发达　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领袖已被公认为是同政治领袖一　样重要的国家财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制约其经　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缺乏本土资源，尤其是企业家精　神。我国的改革实践也告诉我们，企业家精神是企业　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市场化改革的一种推动力量。我　国的市场化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是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动力之一，企业家的社会责　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如果不能承认并实现　企业家的价值，市场经济之路就很难走下去。因此，经　济转轨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加快企业家制度建　设，而在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家制度建设过程中，政　府转型构成了企业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条件。　来自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从国家经济发展　的大局着眼，在全社会提倡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　建立企业家制度，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之一。在经济转轨时期，的行为对企业发展和企　业家精神有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如果过多　干预微观经济，就难以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更　难以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国企改革过程中许多深层　・４９・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载《南　次问题的存在与改革不到位具有紧密的联系。　⑩见严学熙：《略论研究江苏近现代经济史之意义》，一项调查表明，在民营企业家交往的社会关系中，政　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⑥《大生分厂第一次股东会报告》，《张啬庵先生实业文钞》，　卷一。　府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排在绝对首要的位置，这　也说明，加快转型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首要条　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基　⑩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杂　本的公品，解决市场主体所不能解决的许多公　志出版社。第２７页。　共问题，以最终建立公共服务型的任务对于企　①苗利华：《邬挺生与英美烟公司》，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⑩《银行周报》第３卷２ｌ号。　业家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　性变迁》。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　店，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８４页。　（　对于这一点，荣氏家族后人编著的《梁溪荣氏家族史》一　书作了甚为恰当的概括：“他们（指荣氏家族）似乎比较注　重荣氏家族代代相传的优秀传统。例如：从荣氏远祖荣子　祺（孔子弟子），湖广‘始迁祖’荣堙（北宋时任盐铁判　官）承袭而来的儒家传统文化中包含的民主性优秀遗产，　梁溪荣氏始迁祖荣清（水濂先生，明正统初年辞官不就，自　南京迁居无锡）明哲保身，潜德勿曜和厚积薄发的家教，以　及梁溪荣氏氏族组织民本主义的氏族传统等等。这些优良　传统与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相结合，就出现了在荣氏家族身　上所体现出的我们民族的自强自立精神、企业家和事业家　的敬业精神以及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精神。”（参见荣敬　本、荣勉初等编著：《梁溪荣氏家族史》，北京：编译出　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序言）　③兆聪：《最近我国火柴业》，《工商半月刊》第７卷，第３　号，１９３５年２月１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版，第７３页。　④张学继：《论袁世凯的工商业》，载《中国经济史　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ｌ期。　⑤张忠民（２００２）认为，这一时期是近代中国企业演进过程　中的“家族公司”阶段。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家族公司有　荣家兄弟以无限公司形式创建的茂新、福新、申新公司，郭　氏家族的永安公司，简氏兄弟的南洋烟草公司以及刘鸿生　企业等。　⑥见《北京商业学校演说》，《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三。　⑦见《厂约》，《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第９页。　⑧见《对于中国实蜮产之感言》，《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　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６年８月初版，第ｌ０ｌ—ｌ０２页。　⑨见《中国棉业发达史》，《上海总商会月报》第３卷，第５号。　⑩见《藕初五十自述》，第８３页。　⑩见《学理的管理法自序》，《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第ｌ９８—　１９９页。　⑩见《藕初五十自述》，第３７页。　＠见《纱厂管理法》，《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第ｌ卷，第ｌ期。　⑩见《元旦日对南通学校学生演说》，《张季子九录・教育录》，　卷四，第３页。　⑩见《淮海实业银行开幕演说》，《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六。　・５０・　议上海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外商　与买办》（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６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４５页。　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版，第４２－－４３、ｌ７４一ｌ７５　页；魏明：《论北洋军阀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近代　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２期；宋美云：《北洋时期官僚私人投资　与天津近代工业》，《历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李志道：　《中国实业银行兴衰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ｌ　辑。转见于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武汉：华中师　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前言第５＿－６页。　②所谓正规的途径，就是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而获得　应有的扶持；所谓非正规的途径，就是以法规之外的　其他途径而牟取的支持（虞和平、夏良才，１９９９年版，　《周学熙集》前言）。　②刘行宜：《卢木斋卢慎之兄弟》，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　津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ｌ７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９ｒ７一ｌ３５页。　参考文献：　【ｌ】穆藕初．穆藕初文集【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日】中井英基．清末棉纺企业的经营与市场条件：大生纱厂　在中国民族资本棉纺织业中的地位【Ａ】．中国近代经济史丛　书编委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８）【ｃ】．上海：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２９＿＿１６２．　【３】【美】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１８９０—　１９３０）【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４】钱小明．论近代上海的企业家【Ａ］．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　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８）【ｃ】．上海：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１９８７．８８一ｌ１３．　［５］郑观应．郑观应集（下册）【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６】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７】【日】金丸裕一．谈中井英基先生对张謇的研究【Ａ】．中国近代　经济史丛书编委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８）【ｃ】．上　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６３一ｌ８１．　【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　［９］陆费逵．实业家之修养【Ｍ】　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２９．　【１０］严学熙　论大生纱厂早期成功的原因【Ａ】．中国近代经济史　丛书编委会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８）【ｃ】．上海：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４３—７０、　责任编辑姚佐军　（Ｅ—ｍａｉｌ：ｙｕｉｄ＠１６３．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