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纂集与特点

[08-07-30 17:13:00 ]

作者：成竹 云

菊 编辑：凌月仙仙 匡I习 北宋政权建立100余年间，学术文化事业出现繁盛景象。仁宗即位

后，潜伏的社会危机逐渐暴露，“庆历新政”昙花一现，仁宗君臣面对内外交 困的时局，向往唐朝“为国长久”，掀起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风气。在

《新唐书》修成之前，已经出现一批以《春秋》义例褒贬唐代史事的著述，其 代表可谓孙甫《唐史记》75卷。孙甫以（旧）《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 法”，“治乱之本亦未之明，劝戒之道亦未之著”，遂“用编年之体，所以次 序君臣之事”。司马光为之作“书后”，欧阳修、苏轼等以其为旧史所不及。 改用编年、效法《春秋》受到推重。孙甫说得非常清楚：“《春秋》记乱世之 事，以褒贬代王者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辨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 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 [1]在这样的社

会、学术氛围下，司马光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从政实施其改变社会危机的主 张，一方面进行著述改断代纪传史为通古编年史，将中国编年史推向顶峰，与 纪传史始祖司马迁并驾齐驱，被誉为“两司马”，成为中国史学最高成就的象 征。 、纂集经过

《资治通鉴》的纂集，应当从《历年图》说起。英宗即位第二年改元治平，治 平元年（10）三月，司马光进其所纂《历年图》，则《历年图》当纂于此 前。《记历年图后》述其初衷：“光顷岁读史，患其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 要，又诸国分列，岁时先后，参差不齐，乃上采共和以来，下讫五代，略记国 家兴衰大迹，集为五图。每图为五重，每重为六十行，每行纪一年之事。其年 取一国为主，而以朱书他国元年缀于其下。盖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 五，则从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历年图》。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 于讨论，不敢广布他人也。” [2]此时司马光主要考虑的是旧史“文繁事广，不

能得其纲要”，“诸国分列，岁时先后，参差不齐”，集为五图，用朱、墨两 色文字，都是为了 “聊以私便于讨论”。而且其起始之年为“共和”，并非战 国“三家分晋”。随后不久，奏其《通志》 8卷，进书表这样写：“臣有先所 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 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 [3]《通志》8卷，即《资治通鉴》周纪

5卷、秦纟己3卷。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 迹”，于是司马光进奏曰： 自少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 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 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 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 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 甚博。……顷臣曾以战国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 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欲乞亦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 固非愚臣所能独修。 [4]

同时，以刘恕、赵锡君皆习史学，为众人所推，欲望特差二人同修。“诏从 之，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其后，赵君锡以父丧而不 赴，命刘攽代之。

据司马光后来所写《资治通鉴进书表》追述，“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 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 供果饵”。神宗即位当年，治平四年（ 1067）十月，亲制序云：“尝命龙图阁 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 讫于五代”，“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牅之间而尽古今之统， 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赐其书名曰 《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令书成后写入，司马光立即写了《谢赐资 治通鉴序表》。同时，“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 [5] 。熙宁三年（ 1070） 六月，司马光请以范祖禹同修。元丰元年（ 1078）九月刘恕卒，十月请以子司 马康充编修《资治通鉴》所检阅文字。其后，神宗又“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 卷”。 参预全书编纂者，前后总共 5 人，即进书表末所列名单：检阅文字——司马 康，同 修——范祖禹、刘恕、刘攽，编集——司马光。同修三人，刘 恕、刘攽先入局，刘攽负责汉，刘恕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熙宁三年范祖 禹入局后，负责唐及五代，如司马康所云： 此书（《资治通鉴》）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 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纯甫。 [6]

自清全祖望《通鉴分修诸子考》提出刘攽负责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刘恕负责五 代，范祖禹负责唐以来，两种说法长期并存。近 30 年来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刘 恕、刘攽先入局，刘攽负责汉，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至隋，范祖禹入局后调整 分工，刘攽接替刘恕负责南北朝，范祖禹负责唐，刘恕转而负责五代，刘恕卒 后，五代由范祖禹接替。 [7] 分工的同时，从收集资料到进行编纂，有着一套严谨的程序——编写丛目、长 编，进行考异，最后定稿。所谓丛目、长编，从司马光《答范梦得》的书信中 “梦得今来所作丛目”以及“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 编”等内容知道，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又明确指出：“臣窃闻司马光之作 《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 编。” [8] 据此书信，丛目，以一书为主，标出事目，按时间顺序剪贴排列，然 后将收集的相关史料增补进来，附注史料出处，即所谓“稍干时事者，皆须依 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无日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 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 一年之下。”丛目的基本要求是“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长 编，依丛目顺序将同一事目下所列史料全部检出，参照比较，决定取舍，并进 行文字加工，用大字写成正文。有歧异的不同记载，则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 下，“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 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 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 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其基本原则 是：“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9] 丛目、长编，是在司马光的统一指导下，由“同修”三人分别进行，最终集于 司马光一手完成。刘恕之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回忆：“先人在书局，止 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长編附注有歧异的记 载，经司马光最终审定，说明取舍，形成“考异”。全书经司马光刪其繁冗， 考其异同，锤炼文字，形成定稿。具体情况，可从其写给宋次道的信中窥见一 斑：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 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 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 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 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10]

由此可以知道，仅唐代长编就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花费 4 年时光才最后 删定成为 81 卷。正因为司马光充分发挥了主编的主导作用，才使《资治通鉴》 结构浑然一体、文字一气呵成。

自治平三年（ 1066）四月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每修一代史毕，上 之”，至神宗元丰七年（ 1084）十二月“上《五代纪》三十卷，总二百九十四 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 [11] 。这里先谈一谈《目录》、《考 异》。 关于《目录》 30 卷，《进资治通鉴表》中这样写：“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 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目的——以备检寻，编纂——略举事目。具 体形式：上方，首载岁阳、岁名纪年，并载以刘羲叟《长历》气朔、闰月以及 各史所记七政（即日月与五星）之变，补《资治通鉴》书中历法及天象之不 足；目录仿《史记》、《汉书》年表，年经国纬，略举事目，并撮书中精要之 语散于其间，提纲挈领，颇似《资治通鉴》简本；下方，标注明《资治通鉴》 卷数，以便知某事在某年、某卷。清四库馆臣评论说：“兼用目录之体，则光 之创立。《通鉴》为纪、志、传之总会，此书又《通鉴》之总会也。” [12] 关于《考异》 30 卷，进书表如此说：“又参考群书，评其异同，俾归一途，为 《考异》三十卷。”此即“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择 幽隐，较计毫厘”的考辨。所谓考异，即上引司马光《答范梦得》中“若彼此 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 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大凡 时间、地点、人物、史实有疑点者，或各载不同，均加考辨，说明取舍。 考异内容，包括考证时间、考证地理、考证人物、考证事件。考异方法，一是 以本校、对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校改文献错讹，二是不取不合情理的记 载，或驳斥荒诞不经的妄说。“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司马光还规定了 “考异”的具体格式： 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案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 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

人们所见《考异》文字，基本都是按照这一格式书写。循此格式，既便于阅 读、对照，也有助于对史事进行深入研究。《考异》 30 卷，历来颇受推崇，被 认为“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辩证谬误，以祛将来之 惑。”同时更认为：“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其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 实自光始。” [13]30 卷《考异》最初单行，据胡三省乙酉（ 1345）《新注资治 通鉴序》，在浙东过后，“复购得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 入《通鉴》各文之下”，即自胡三省注本始，《考异》或单行，或散入《资治 通鉴》，两种形式并行于世。

司马光自谓“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那么《资治通 鉴》究竟采用多少旧史、小说呢？对此，自宋以来不断有人进行统计。南宋高 似孙在《纬略》说：“《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 家。” [14] 清四库馆臣以“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 种。” [15] 此后，多以高似孙所说“二百”为“三百”之误。不过，高似孙在 另一书中对引书作有详考，明确指出：“司马公《通鉴》，今人但以为取诸正 史，予尝穷极《通鉴》用功处，因有用史、用志传，或用他书，萃成一段者， 则其为功切矣，其所采取亦博矣。乃以其所用之书，随事归之于下，凡七年而 后成，《通鉴》中所引援二百二十余家。” [16] 同时，详列书目，起《史 记》，至《武威王庙碑》，共计 226 种（其中《唐列圣实录》仅为一目），与 《纬略》所说“二百二十二家”稍有出入，并非“二百”为“三百”之误。若 以《纬略》 222家加正史 19家，也不过 241 种。清同治、光绪中，胡元常依 《通鉴考异》所见书目作《通鉴引用书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种，惟文集 则不列其目。” [17] 其所列书目，较高似孙《纬略》多 31 种，并注明作者、卷 数。年间，张须“以《通鉴考异》所见书名为主”，分为正史、编年、别 史、

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 10 类“以究温公探索所至， 兼明去取之由”，共得 301种，除去正史 25 种，“杂史诸书”为 276种，又除 去诸子，得书 267 种。[18]20 世纪 80 年代，围绕张须的统计，又有过不同的 考辨。陈光崇认定为 359 种，是迄今统计数目最多的一说。高振铎认定为 339 种，周征松认定为 356种。 [19] 上述各家统计 , 除对具体书目认识不同外，主要 是统计标准不一 , 究竟是以《通鉴考异》引书为标准，还是以《通鉴》引书为标 准？尽管如此，但说《通鉴考异》引书约 340 种还是完全可信的。 通过《考异》引书，可以探索《资治通鉴》的史源。这里仅作简要提示，以见 其取材的基本原则。战国至秦统一，共出“考异”5 条，基本源于《史记》， 都是用内证和本校法。西汉一代，主要源于班固《汉书》，参以荀悦《汉 纪》。汉高祖至汉武帝，若史事没有异说而《史记》、《汉书》有异文，一般 依《汉书》，或互有取舍，综合采用。昭帝以下，以《汉书》为主，《考异》 引书仅荀悦《汉纪》、伶玄《飞燕外传》（一作《赵后外传》）、葛洪《西京 杂记》等数种。因荀悦《汉纪》改《汉书》而来，当二书有异文时，通常从 《汉书》而舍《汉纪》。东汉一代，史书渐多，以范晔《后汉书》为主，兼采 袁宏《后汉纪》，其他则更次之。三国时期，以陈寿《三国志》为主要依据， 叙汉献帝事多取《献帝起居注》，叙孙策事多依虞溥《江表传》。两晋史以 《晋书》为主要史源，晋统一之前多以《三国志》校《晋书》，晋、宋之交多 与沈约《宋书》参校。东晋、南北朝，加之十六国，记载既多又各异，从《考 异》情况看，通常以事发地史书为主：即南朝史事，多取宋、齐、梁、陈各史

及《南史》；北朝史事，多取魏、北齐、周、隋各史及《北史》。隋唐时期， 《考异》引书约占全部引书的 3／4，史源纷繁，因而《考异》占 23 卷，文字 明显增长，往往超过千言，甚至有长达 2500 余字者，取舍情况最为复杂，以 “正史”、实录为基本史源，“正史”中又以取《旧唐书》为多。五代时期， 同样以“正史”、实录为基本史源，“正史”则以取《旧五代史》为多，基本 不取《新五代史》。 [20] 最后，从《资治通鉴》书名说两个历来多未注意到的问题。其一，司马光最初 名其书为“通志”，而且成为《史记》之后“通前代之史，会天下之书”的鸿 篇巨制，比郑樵以“会通之法”编纂《通志》要早 77 年。要不是宋神宗赐名 《资治通鉴》，或许后人会见到两部《通志》，一为北宋时司马光所修编年体 《通志》，一为南宋时郑樵所修纪传体《通志》，或许郑樵另为其纪传体通史 取一个书名。其二，司马光自名其书“通志”，而英宗却命其“编历代君臣事 迹”，与真宗景德二年令王钦若、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两者“圣意”全 同，真宗赐前书名《册府元龟》，神宗赐后者名《资治通鉴》。不同的是，前 者为类书，直录原始文献原文，后者为编年史，博采、详考而后重加撰写；前 者“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杂书” [21] ，后者不仅“遍阅旧史，旁及小 说”，还强调“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 之。” [22] 南宋洪迈有一比较两书取材的论述，指明《册府元龟》不取“异端 小说”，并列各类书目存在的问题，其结果造成“遗弃既多”。紧接着，举 《资治通鉴》取材“杂史、琐说、家传”的情况，反而事实“皆本末粲然”： 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 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 《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 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 《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 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 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 [23]

充分肯定“杂史、琐说、家传”的史学价值及史料意义。

、编纂特点 从《记历年图后》、《进通志表》看，司马光编著目的最初只是患旧史“文繁 事广，不能得其纲要”，“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使“兴亡之迹，大略可 见”，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资治”用意。当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之 后，才进一步表示“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 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有了为帝王提供鉴戒 的意图。至神宗“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确定其著书 主旨。因而，《进资治通鉴表》中才有这样的完整叙述：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 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 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伏望

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代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 四海之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显然，这是在前三次（进《历年图》、进《通志》、编“历代君臣事迹”）的 基础上，增加了伏望陛下“时赐省览，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

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意愿和希望，这无疑与 神宗赐书名《资治通鉴》有关，但还要看到与其政治主张的关联。 一、非有正闰之辨，止为纪年衔接 《资治通鉴》全书 294 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下至五代后周 显德六年（ 959），编年记述 1362 年史事。因其“记国家兴衰大迹”，所以是 一部以政权兴衰为中心的编年体通史，具体分卷情况如下： 周纪（前 403－前 256）5 卷 汉秦纪（前 255－前 207）3 卷 魏纪（前 206－219）60 卷 晋纪纪（ 220－2）10卷 宋纪（ 420（ 265－ 419）40卷 齐纪（ 479－478）16 卷 梁纪（ 502－556）－ 501）10卷 陈纪（ 557－ 588）22 卷 隋纪（ 5－617）8 卷 后10卷 唐纪（ 618－ 906）81梁纪（ 907－922）6 卷 后晋纪卷 后唐纪（ 923－935）8 卷 后（ 936－946）6 卷 后周纪（ 951汉纪（ 947－950）4 卷 －959）5 卷

如此分卷，三国时不见蜀、吴纪年，南北朝时不见北魏、北齐、北周纪年，五

代时不见十国纪年，特别是三国时没有蜀纪，在当时以至后来均有议论。刘恕 写信表示：“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

统。……若春秋无二主，则吴楚同诸侯也。史书非若《春秋》以一字为褒贬, 而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 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 [2 4]南宋周密说：“正闰之说 尚矣。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 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 帝。 ”[25] 司马光特别在卷 69 蜀先主刘备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处，写下一则 800 余字的“臣光曰”表明自己的观点：“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 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是以正闰之论，自 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指出正闰之说的产生，并

以历史事实点明其不能自圆其说，进而阐述自己的编著原则：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 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 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