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盛名与传统社会运行结构 马 学 强 在中国，“状元”一词，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状元是科举制度的产物，科举在今天虽已不存在了，但形形式式，冠之以“状元”之名者又何其多矣。究其缘由，这是传统社会状应。状元——声带给民族文化、大众心理的影响与效应。三．状元——科举考试的巅峰，在唐以后的千年社会中，成了读书人孜孜渴求的至高目标。这是地球各国，只有独一无二之中国方始有的，而且积三年出一个，要累代阴功积德，一主见色不乱，京中人情熟透，文章颂扬得体，方才合配。这叫做群仙领袖，天子门生，一种富贵聪明，那苏东坡、李太白还要退避三舍，何况英国的倍根、法国的卢骚呢?”这一段话可算作清末民初时期人们对状元的认识。状元的地位身价、象征意义乃至在全社会赢得的无尚殊荣，绝非旦夕之功。这是一个凝重的社会在其结构运行中所形成的。 一、耕读社会经久不息的“热点” 传统农耕社会从本质上说来是一个静态社会。人们在静悄悄、平淡淡的生活中，关心最多的莫过于自己的温与饱，对大众化的社会问题缺少普遍的关怀。然而，在人们少有的共同话题中，读书赶考似是例外。乡试举人、新科的进士、状元——或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引”新闻人物”。科举考试、状元功名给耕读社会注入了某种持续的活力。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1．进士放榜与状元盛名扬天下 “十年辛苦一枝桂，二月艳阳干树花”。唐代的科试每年一届。二月，进士榜张贴。黎明五更，禁鼓齐鸣，金榜发出，今科进士全部揭晓。“一声天鼓辟金扉，三十仙才上翠微。”只见礼部南院东墙榜下，早已人头攒动。应试的考生及社会各界人士齐集于此，先睹为快。进士榜用大字书写，系用黄纸，乍一看金光闪闪，所以该榜也贵称金榜。榜上书写了录取考生的姓名，谓之及第，或称擢第，也有叫登科的。状元名列进士之首，高悬榜头。因此，这一榜进士也有以新科状元姓名作榜冠，称某某榜进士。金榜一揭，十传百，百传千，顿时整个京城都知道新科状元的姓名。随后，喜报由官府差人专送至及第进士的家乡。在金花贴字写就的捷报上，载写着本榜状元的姓名，籍贯及同年名次，并把当年知贡举这位主考官的姓名及一般情况附录说明。进士榜贴一经各地张挂，即向全国各个角落扩散，“蹇钝无大计，酷嗜进士名，”“春榜四散飞，数日遍八弦。”有时，往往是以状元为首的新进士们还在京城里忙着拜谢座师，参谒宰相，或正流连往返于闻喜宴、樱桃宴、曲江大会之时，他们的名字却已在城乡传开。 赵宋王朝消兵权，弱武臣。在贬低武官品位的同时，大力加强文官队伍建设。其中突出的一点即重视科举考试，给予新进士莫大的荣耀。新进士录取后，当即举行盛大的“金殿传胪”，皇帝亲临。随后，朝廷慷慨解囊，赐闻喜、琼林美宴，整日庆贺，极尽奢华。中状元者，更是“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目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肩相摩，水泄不通，甚至有爬登房屋，争睹新科状元出宫殿之风采。前有整齐威严的金吾卫土七人清路开道，旁有万人涌观。《儒林公议》谈到，即使是率兵数十万，恢复幽、蓟诸州，凯歌班师，献捷于太庙的将帅，其荣耀也不及状元登第者。 明清时代，科举制度日渐成熟、完备。参加殿试的考生一般概不予黜落，但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及二甲前七名姓名，次第及考卷必须进呈皇帝亲自过目。经皇上圈定，考官填写金榜，而后由内阁大学士捧至宫内加盖“皇帝之宝”御印。写榜后翌日，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的传胪典礼。皇帝驾临，文武百官及诸进士分列两侧，金榜置于殿上．新进士跪在丹墀之下，依次听鸿胪寺官唱本届进土姓名、次第，每一唱必鼓乐。接着，状元领这班新进士在御前行三跪九叩头之礼，感谢圣恩，他们成了天子的门生。礼毕，金榜由礼部捧持，从御道出，在京师府尹的督饬下，由一批僚属拥簇护迎，经午门至东长安门外张挂。一路敲锣打鼓，新进土随出观榜。金榜一放，京师沸腾。随后，茶馆酒楼，集市街巷，社会各个阶层便开始议论起状元、进士这个永不衰竭的热门话题。 2．广为流传的状元逸事 “二十八人初上喋，百千万里尽传名。”多年寒窗磨砺，一朝名扬天下。作为首魁的状元更让人津津乐道。状元，一般三年产生一个，确属稀罕。然历年数代累积，也就不觉其少。可能一时盛名，过后烟消云散。而在社会上能被长期广为流传的则更具其新奇、独特之处。 在唐代，进士作为一种新事物，人们对其赋予了无限光彩，称“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不乏处处夸张，但也折射出取进士之不易。是故，唐人常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喟叹，意为五十岁中个进士也算是年轻了。在这种情形下，真正的少年状元当然就有其传奇性。唐代山水田园派诗人王维，中状元尚处弱冠之年，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王维以二十上下之龄摘状元桂冠，可谓年少。所以，后人编出一则故事，把风流才子王维得状元一事描绘得有声有色，说他通过岐王引见，结识九公主，献一曲自谱的{郁轮袍》从而潇洒地从张九皋那儿夺得状元。 “五百名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绿袍乍着君恩重，黄榜初开御墨鲜。龙作马，玉为鞭，花如罗绮柳如绵。时人莫讶登科早，自是嫦蛾爱少年。”诗中的这位少年状元，何等得意，何等风流！这首《少年状元词>)能称得上旧时代激励少年书生为追求锦绣人生而奋发苦读的座右铭了．如果说人们对少年状元是带有一种羡慕，感叹他们的人生得意，出道顺利。那么．传诵老年状元的故事，是出于一种尊敬的同情，内蕴的是对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精神的赞颂。唐代有位考生尹枢一生久经考场，在年届七十高龄才被点为状元。是榜一揭，人们见尹枢为状元，便纷纷议论。有人说是主考官见尹枢年迈，动了侧隐之心。后来有人干脆讲尹枢是“自放状元”。唐代科考，考生姓名、籍贯对考官公开，在阅卷评等时有主观倾向性，这是可能的。但到宋以后，实行考卷弥封、誊录制，故再也不会出现人们传说的考官同情老考生的现象。在唐以后的状元中，象尹框这样以七十高龄考上状元，似无出现。然而，在科举名利场上，白发苍苍，七八十岁老态龙钟的考生却田代不绝．只是他们无缘步入状元之林而已。有些人考了一辈子，最终连个秀才资格也没捞上。在宋、明、清数朝，五、六十岁中状元者倒是有的。如明代，晚达状元有曾彦、唐皋、焦竑，他们分别在五十四、五十八、五十岁中魁首。清代的王式丹直到五十九岁才走上科学这座金字塔塔的顶端。 科场犹如战场，一路过五关斩六将。能连中三元者，在历史状元中当属凤毛辚角。所谓三元。即为乡试解元、会试会元、殿试状元。殿之法虽为武则天首开，然唐代只是偶而实行。至宋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乃御殿给纸笔，别试诗赋，”自此，殿试才为常例。所以严格说来，上面所说的三元唯宋之后才有。宋代的三元有王曾，杨实与冯京。科举考试达到顶峰的明、清时代，能连中三元者也仅许观、商辂、钱檗、陈继昌四人。这些三元的幸运儿真称得上是百年难遇的轰动人物。 籍贯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的商辂，他的三元并非一气呵成。二十二岁时，商辂在宣德十年的浙江乡试中一举夺魁。翌年，踌躇满志赴京城会试。孰料，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次会考受挫落第。中隔数年，又参加正统乙丑科的会试、殿试，连连告捷，终于挤进罕见的三元及第的行列。苏州人钱盘连中三元，确是一步到位的。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读书人自幼好学，早在本县的童子试时中秀才第一。乾隆四十四年江南乡试中解元。随后进京应试，连夺乾隆四十六年的会元、状元。该年殿试发榜，恰值乾隆皇帝七十大庆。这位诗人皇帝闻知科场屋中还有这等喜讯，不觉龙颜大悦，即兴赋诗，以纪其事。随即就有人忙着撰《三元考》，并发起三元喜宴。京中百官、四方文人争而吟诗作赋。后辑录成《三元诗集》一部。上至皇帝，下到朝中士大夫，莫不把钱盘的三元及第当成一件盛事，视为天朝帝国文运昌盛的瑞相。 父子状元、兄弟状元、祖孙状元、叔侄状元，这些“状元家族”，以家族内状元的连袂而出，也倍受世人传诵，传为佳话。浙江德清的蔡家，继蔡启傅在康熙九年庚戊科中状元，他的侄子蔡升元也在康熙二十一年王戊科名霸榜首。相距十二年，为此，蔡升元曾得意地题诗道：“入对彤廷策万言，句胪高唱帝临轩；君恩蚀被臣家渥，十二年间两状元。” 北宋端拱二年，陈尧叟举进士第一。咸平三年，他的弟弟陈尧咨继中状元。兄弟二人摘桂夺冠相隔也是十二年。陈家的老二陈尧佐则是陈尧叟榜的进士。一门兄弟两状元，一进土，且后来都是显位，引起时人的广泛兴趣。后世曾编食陈母教子》剧，即以陈氏兄弟事迹为素材，赞颂陈母教子有方，育才有功。 在耕读社会，有许多类似于《陈母教子》剧本的流传。这些剧本往往以历史的真人真事为样本改头换面，添加些人们喜闻乐见的情节。兄弟状元、三元及第、少年状元，晚达状元、贫寒状元、日后官运亨通的状元，这些鳌头上的幸运儿，最容易为能说会道的民间艺人加工，传诵，顿时家喻户晓。其形象由此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代代延传，一些内容无疑沉淀为民族的文化。这些状元遂成了后世仿效的样板，激励的楷模。 3．文曲星下凡与吉祥瑞相 吴敬梓《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中了个举人，高兴得发了疯。他那位杀猪的岳丈给了他一个耳光，手觉得隐隐作疼，便疑为是天上的文曲星打不得，菩萨计较起来。中一个小小的举人，在乡村社会即引起一阵热闹，平民百姓就以为与天上的文曲星有关。 在古代的笔记小说中，记录了许多状元所做的奇怪梦境。唐乾符五年状元孙偃，在考前一年尝梦见积木数百，而他“潜履往复”。他大惑不解，遂请李处士圆此梦，处士则道：“恭贺你了。来年必是状元。因为你梦中已居众材之上了。”后果然应验。 还如杭州钱塘人沈晦，在赴考途中梦见自己身骑大鹏，搏风而上，于是作《大鹏赋》，以纪其事。在宋宣和元年沈晦也是大魁天下。一些瑞兆还表现在状元们事先会碰到更为离奇的现象。唐代元和年间的李固言，未及第前，尝从一古柳下行走，忽闻柳树内有弹指声，李固言大惊，急问是什么。里面应道：“吾为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了你的衣服。如果你果得蓝袍，当以枣糕来祭祀我。“李固言依言照办，不久就状元及第。是神话，是梦事? 科举考试，可使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平步上青天，成为人上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为广大士人提供的一条捷径。然而，这条道路也是荆棘密布，障碍重重。多少读书人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却点无所成。对于一位正俯首于寒窗之下的读书人来说，未来对他是一个谜，他个人根本无法去把握自己的命运。尤其是状元这一科举的鳌头，即使是自以为文运亨通者也不敢信口奢望。很多读书人这时即祷告上苍有眼，福泽降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出现奇奇怪怪的梦幻来或是有的。 元代第一科左榜状元张起岩，他的降生也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据《元史》记载，先是至元三月乙亥，太公奏文昌星明，文运将兴。时世祖(即忽必烈)行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孙降生于儒州。是夜，张起岩亦生。以后这位皇孙继承皇位，是为仁宗。仁宗始设科取士。等到殿试，遂点张起岩为状元。起岩碰巧与元仁宗在同一个晚上降生，便引出了这段不寻常的故事。就连《元史》也认为张起岩中状元“非偶然也”。于是又进而探究张状元出世前的情形：其母丘氏有娠，见长蛇数丈入榻下，倏忽不见，于是惊而涎张起岩。果然也是出胎不凡。普通书生，若非文曲星下凡，魁星偏心，怎会平步登天，大富大贵呢?这在传统社会是煞费一帮阴阳、八卦先生的苦心之事。 宋代福州永福县有座瑞云峰，有古谶：“天宝石移，瑞云来期，龙爪花红，状元西东。”至宋乾道年间，在天宝瑞云寺后，发生了崖石突然横山而行，啮地成溪，既而在这石松上又生出龙爪花的现象，应了“龙爪花红”一句。果然，这一年萧国梁大魁天下。查此年是南宋乾道二年。当时又有一首诗云：“冲峰、龟岭与龙屿，三处山川壮矣哉，相去其间只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来”。也不知其诗出于何时，反正继萧国梁之后，郑侨、黄定又先后在乾道五年、乾道八年连续夺魁，果真是“七年三度状元来”。一时间，哗然，附会萧居冲峰，郑居龟岭、黄居龙屿，以应诗中所言。福州连科三状元，可能是巧事。但这些状元的出现，显然与其时宋室南渡，偏安于东南之隅这一政治格局相关。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状元均出白浙江、福建及江西一带。 4．雁过留声，人贵存名 进士、状元是农耕社会的宠儿。“今日街头看御榜，大能荣耀苦心人。”进土登第，无尚荣光。在进士科出现不久，社会上就开始流行起《登科记》，记载当叶登第进士的姓名，及第状元以及主考官，并田载所考试题、赋题。作《登科记》者，有为亲身经历，有的则凭旁听途说而录。由出面为进士及第者作实录的，始于唐大中十年(856年)。该年四月，礼部侍郎郑颢知贡举，唐宣宗问他索要《登科记》，郑颖进《诸家科目记)十三卷，并奏答；“自武德以后，便有道士渚科。所传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记录。臣寻委当行祠部员外郎赵璘采访《诸家科目泛》，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圣朝”。同时．唐宣宗下令翰林院，从今科进土放榜后，按次序辽年编写及第进土姓名等，状元置于显位。 雁塔题名，是唐代新科进士的一大重要活动。雁塔即今西安的大雁塔，当时又名慈恩雁塔，俯瞰曲江，为京师长安的最高建筑。诸进士相携来到慈恩寺，指点远眺，塔下题名。“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大诗人白居易进士擢第时，年二十七，春风得意，少年自负，故有此言。 明清时期，皇帝亲自主持隆重的发榜仪式（叫“传胪”）。择日，以状元为首的新科进士精神抖擞前来国子监孑乙庙行奠基礼。随后由国子监负责刻碑题写新进士名。进士题名立碑于国子监，始在元朝。明代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下令特建石坊，刻进士题名碑。满清王朝立石建碑肇创于康熙初年。新进士释褐后，礼部即题请工部拨款白银一百两，交付国子监，为新进士题名建碑。一块块气派非凡的碑石，象征王朝文治的繁荣。碑石上勒写的一个千方正大名，目的是让新科进士显亲耀祖，千古留名。石碑上，详细地刻着进土的籍贯、科年、甲第、名次。状元照例是独霸榜头。 科举功名，生前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死后又能名垂人世。 二、传统社会运行结构与入们的目标追求 传统的耕读社会，士、农、工、商，各司其业，各登其门。士列各业、各门之首。学而优则仕”，入仕即成为各业百姓之领导，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传统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结构。读书做官，被公认是最有出息的正道。从前，中国许多地方的大族宗祠、寻常人家的门楹，都喜欢撰写这么一副对联：“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这是耕读社会的高度浓缩。耕是传统社会的生存之本，读则是一个家庭，乃至一大家族的发达之基。 状元盛名，进士头衔，万人知晓，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荣耀，而且也使他的家族在地方上身价陡增，百里闻名；其父母、兄弟、亲朋好友脸上也顿觉增光添色不少。“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得状元、中进士在享有“功名”之余，尚有“利禄”相伴。对于普通的读书人来说，进士出身就意味着全家尽能获得免去出差役的特权。唐穆宗、敬宗之时，均下令各登科第者，即免征。至唐武宗朝，更明确规定出进土之家称“衣冠户”，有免除差科色役的经济特权。此后，一些王朝都把实际的物质利益分赐给有功名的书生，或赐金银，或分田宅。 然而，对读书人更为重要的是，“学成会取通侯印，才大要登上将坛。”状元及第，进士出身，御殿传胪，皇帝赐宴，(唐有曲江会，宋有闻喜宴，明清有恩荣宴，等等)，何等光耀体面。一阵欣喜狂欢后，旋被赐服授官，由一位普通的书生正式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 科举草创之时，门阀士族尚存一定势力，这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具有较强的惯性，进士出身者还不能在朝廷内外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一般进土，如朝中无人提携，也很难在政坛立足，只能去做地方县府的属僚。即使是状元及第，也先是任一些职微清闲之官。倘使晋官升迁，还应补考其它制科。如张九龄在长安二年一举高第，但他在景云二年又参加了“道侔伊吕科”。时唐玄宗在东宫，召举天下文藻之士，亲加策问，张九龄得了对策二等，遂迁左拾遗。以后宦涯顺达，在开元时又出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宰相。其他如天宝时期的状元刘单等，则只能充任奉先县尉一职。 至安史之乱后，情况大有改观。其时，朝纲散乱，政局混沌一片，各大社会力量面临着重新组合。明显出现了日渐倚重科举出身的文官。作为科考中名声响亮的进士在朝廷各部中逐渐增加了比例。特别是宰相人选的资历，极其重视进士出身这一条。如此，进士擢第，遂为“入官者千仞之梯”，一旦进士金榜题名，不出十数年，即能“拟迹庙堂”，“台阁清选，莫不由兹”。三公九卿之高高府第，就能缓步而登之。状元及第，在朝廷中迭居显位者更屡见不鲜。兹列中唐之后九位状元的官衔，即可窥其一斑： 大历四年状元齐映，累官至中书侍郎； 贞元元年状元郑全济，曾官任礼部侍郎； 贞元二年状元张正甫，官至吏部尚书； 贞元十五年状元封孟绅，官终太常卿； 元和九年状元张又新，历补阀中书、门下省属官； 大中十三年状元孔纬，拜尚书左侍郎； 咸通十年状元归仁绍，官至礼部侍郎； 乾符二年状元郑合敬，官任谏议大夫； 乾符五年状元孙偓，昭宗时为相…… 他们在政事上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宋代政治重文轻武，以状元为首的进土们大多在中式之后便能入朝为官，凭借科举功名，很容易在政坛上大显身手。南宋著名历史学家李心传(1166—1243年)曾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据他对六十九位宋代状元的统计，其中登相位者，即所谓“大拜者”七人：吕蒙正、王曾、李迪、宋痒、何栗、梁克家、赵汝愚；又有执掌朝廷行政大权，称“执政”者凡十一人：杨砺、王嗣宗、苏易简、陈尧叟、张观、蔡齐、王尧臣、冯京、许将、陈诚之、郑侨；节度使二人：陈尧咨、王振辰。 状元在当时已与朝中高位显席直接衔连，吕蒙正状元登第不出十年即执掌朝政；梁克家大魁天下后第八年就出任参知政事…… 科甲高第，入仕一帆风顺，这是宋代政治的一大特点。 明清以降，科举之风有增无减，各项制度日臻严密、成熟。及地方的主要较多倚重科举一途。凡属进士(甲榜)、举人(乙榜)出身的，号称“科甲出身”或“两榜出身”，这是最正宗、最响亮的金字招牌。从一位以知识、学问相砥砺的功名书生，成功地步入朝廷要员的行列，颇能说明其中奥秘的就是翰林院。翰林院在明清两代享有崇高的声誉，这是一个双栖机构，既从事最高级学术研究及文件起草，融隆史、著作、草拟有关典制文件、图书收藏与整理于一体；同时又肩负着。为国储才”，输送最高层的职责。起初，翰林院的都是由荐举而入，由此吸收了一批资深的学者政治家。从科举考试中选拔一部分优秀进士入院为翰林官，这始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该年，朱元璋更定翰林品员，在廷试一结束，即授新科状元丁显为翰林修撰。至此以后，遂渐成定例。一般，状元及第后授翰林修撰，榜眼、探花则授翰林编修，其余进士结合殿试名次，并需经过严格审查、考核优胜者才能进入这个天下万众注目的翰林院。明初政坛波谲云诡，与此相关进行了一系列政体改革，最终使翰林院有机缘从先前的一个纯粹学术，以备颐问的角色，而顿然跃为参预朝廷机务的重要机构。约从明中叶始，更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朝政洛局。明宪宗成比年间，不唯内阁，就连六部的长官也有相当数量用翰林官充任。翰林院的特殊地位，使状元及一部分进士几乎毫无障碍地踏入了政界。雍正帝曾说：“国家建官分职，于翰林之选，尤为慎重，必人品端方，学问纯粹，始为无忝厥职，所以培馆阁之才，储公辅之器”。 在明代，从建文二年(1400年)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其闯一百六十余年，共出状元五十五位，其中进入内阁，行宰相之职的达十一人之多，他们先后是；胡广(《进士题名录》作“胡靖”)、陈循、马愉，曹鼐、商辂、彭时、谢迁、费宏、顾鼎臣、李眷芳及申时行(《进士题名录》作“徐时行”)他们拜为大学士，晋首辅，官封一品，权倾一时．清承明制，状元入翰林晋高爵之优势仍存。(Z以乾隆一朝为例，状元出身官列“宰辅”而当国者有：状元，从平常的书生，成为科举场屋中的金榜魁首；继而又在封官授职上独领风骚。翻查《明史》、《清史稿》的“人物列传”，明代涌现八十九位状元，清代前期(至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产生状元八十四人，他们中不乏“宰辅”，更多的则居各部要臣。因在王朝不同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执政坛之牛耳，而被大大书写了几笔。 科举考试，成功地架起了一座书生—— 的桥梁。一介书生，十年寒窗，坐而论道，此无关社会政局安危，百姓生活痛痒。旦一朝中举，成进士，便自然转入仕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考试成绩愈好，甲第愈高，就愈有可能步入高层，或为部门长官，甚或官拜相位。一俟大权在握，则其一言一行均与朝政风云相关。仅以小而言之，在一个十分强调官本位的国度里，只有做官晋爵，方有权势。有权有势即有财富，肥田、华宅、金银、美女、地位，云云，便随之纷沓而至。 传统中国社会，以耕求温饱，以读求发达。它的社会结构按照其内在的逻辑在缓缓运行。在似静非静，不知不觉的社会流动中，人们的价值观及人生目标追求，即被悄然整合。人生在世，究竟图的是啥?问问传统社会的芸芸众生，这倒是一个煞为有趣的话题。清代有位名署“独逸窝退士”的人编过一本《笑笑录》，描写了一个人的幻想：“天上轰一声，掉下了五万金，忙将三万来营运，一万金买田置产，五千金捐个前程，还剩五千金，遨游四海，偏处访佳人”。其实，这不尽是幻想，恰似那个时代许多人真实的内心流露。有了这么多钱财，吃喝玩乐之余，为什么还念念不忘去捐个前程，捞个功名呢? 明清的徽州地区，以出“徽商”著称。这里有所谓的“十有三贾”，他们以天下为家，长途营销，买棉售布，广积钱财，以至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无徽不成镇”的盛况。家资千万金的盐商、茶商、木材商、棉布商，在徽州并不少见。在这块财富堆积、黄金流溢的地区，重儒之风依然不减。父辈贩盐倒茶，而“命诸子姓悉归儒”。众巨商大贾发财致富，仍大行“济寒士”之举。徽商建私塾普遍成风，积极鼓励族中子弟读书，应试举考。铜臭味甚浓的商人们也知道，这世上仅有钱财是远远不够的，读书——做官才是正道。徽商对儒、贾二途自有独到的见识： “新都三贾一儒，……夫贾为厚利，儒为名商。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乃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彀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择术审矣”。 这可能是徽商的精明，高明之处，也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为儒而不迂腐，为商而无短见。经商致富，图生活丰足，在农耕求温饱的基础上跃了一大台阶。但经商仅靠白手起家，东西南北，辛苦跋涉，利薄而劳苦。这些都是徽商所能深切体验的。若有官府在背后相撑，捞取肥缺，岂不省力而利更丰?徽商惨淡经营，努力创造条件，而让子弟、族人读书从政，目的是为了提高家族的地位身价，既为自已争光添彩，洗涤一点“奸商”的臭味，借此光耀祖宗，显亲扬名于家乡；同时在经营上或可依仗官府撑腰，带个官字招牌，走官私相结合的生财之路。徽商有识见，颇知世态，所以，在徽州经商之风与盛读重学风俗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乾嘉年间，仅歙县一地就出现了两名状元，他们就是金榜与洪莹。 传统社会里，耕与凄相连，商与儒交错，整个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盼着与“士”联系。王朝的统治者为保持其肌体的常新，才创育科举制度，启动国家机器，设法招致人才。赐官爵，厚利禄，盛扬科举功名，把罗纳入统治集团内部的读书人推到一个万众注目的；显位。状元则成为其中至高顶极的象征。最终，全社会都迷信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把“学而优则仕”奉视为无可动摇的圣条。只有读书做官才是人间锦绣富贵正道，“父是尚书子状元，绕家干顷膏膄田，鱼池花果般般有，美妾娇妻个个贤．充栋金珠并米谷，盈箱罗绮与金钱。身居一品王候位，安享荣华寿百年。”这就是拼读中国许多人的目际愿望。 昔科举莫创之时．唐太宗见新进士们依次列队而入，拜谒规规矩矩．顼然大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读书人埋首寒窗，似痴若狂。追逐科举功名甚如飞蛾扑火，此为自投罗网，抑或身不由己?细细解析传统社会的结构运行，其中道理似可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