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视阈下涉警网络舆情导控研究

北京警察学院学报

Journal of Beijing Police College

March 2017 No.2

有限理性视阈下涉警网络舆情导控研究

陈秋菊

（江苏警官学院，南京 210031）

摘 要：信息化时代，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由于其自身工作的特殊性，一直处于网络舆情的风口浪尖。涉警网络舆情的导控工作已成为各级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课题。公安机关应根据有限理性视阈理论，改进涉警网给舆情导控工作。

关键词：有限理性；涉警舆情 ；网络舆情；导控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58（2017）02-0053-04DOI：10.16478/j.cnki.jbjpc.20170415.006信息时代，网络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前所未有地广泛深刻，社会矛盾借助网络聚集、发酵，形势异常活跃、复杂。互联网对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挑战变得愈加严峻而棘手。加之当前恶劣的警察执法环境，逢警必炒、逢警必骂现象屡见不鲜，一些涉警事件在短时间内形成网上舆论，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因此，在信息时代，公安机关能否做好涉警网络舆情的导控工作，关系到我党和政府执政地位，关系到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秩序的稳定。

一、涉警网络舆情概述

对于舆情概念的界定，目前学界还处在比较激烈的争论之中，中外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读。虽然我国在舆情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但是在舆情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方面却取得了较大成就。影响较大的有天津社会科学院王来华，他在《舆情研究概论：理论、方法和现实热点》一书中指出：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1]从本质来讲，在舆情的范畴中，民众与执政者及其政治取向存在

依附性、始源性和制约性。涉警网络舆情是互联网舆情的一部分，也即网络舆情，指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2],它具有突发性、非理性、折射性的特点。涉警舆情，是指民众对公安机关工作与形象的意见和态度的表达，是民众对于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社会政治态度。综合网络舆情和涉警舆情的概念，涉警网络舆情可初步界定为民众在互联网络上对于公安机关以及公安队伍中的中介性事件的形成、发展以及变化过程所持有的总体情绪、意见以及政治态度等。

二、有限理性概述

最早提出“有限理性”这个概念的是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最初用这个概念来表达人的选择行为特征，阿罗认为人的选择行为是有限理性的。决策管理学家西蒙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论证了人的行为理性是在一定环境下、一定限度内的理性，这种有限理性是由个人的心理机制决定的，无论多么简单的行为，它的发生都是有目的的，个体行为的选择主要受到环境和对环境

收稿日期：2017-03-08

作者简介：陈秋菊（1986—），女，江苏警官学院公安管理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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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能力的影响。[3]西蒙的有限理性强调了人“认

知理性”的局限性，没有人可以做到“绝对”的理性，同时也是对古典经济学中针对“经济人”假说提出的完全理性理论的否定，可以广泛解释多个领域中的社会行为与行为意向。

而最初从人群心理角度来研究人的有限理性问题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其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认为，人的理性能力其实是很小的，并不像独断论①那样狂妄自大的以为人的理性可以认识无所不包的整体。后来是法国人勒庞，他在其《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发表了通过对大革命研究发现的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强大力量，这个强大力量存在于那些聚集成群的 “心理群体”中。勒庞认为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一些暂时的然而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特征，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只起着很小的作用。他还进一步指出即使是我们的有意识行为，也主要是受“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影响的产物。某种意义上，涉警网络舆情的形成可以看成网上群体集聚行为,这种行为是虚拟的、是意识形态上的。从最初的零星的观点到形成崩发式舆情的过程中，有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通过网上群体行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因素，也有盲目从众的“羊群效应”。并且更多的情况是，产生涉警网络舆情的群体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充满着理性和逻辑，而更多地充满了情绪和盲从；有相当一部分“民意”的发声者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的或理性基本趋零的状态。在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综合作用形成的网络舆情下，借助有限理性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分析涉警网络舆情形成的内在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以达到相对满意的结果。

三、有限理性视阈下涉警网络舆情导控存在的问题

面对当前涉警网络舆情的挑战，公安专业部门在队伍建设、基础建设和能力建设等方面都加大了投入，通过改变工作机制、完善机构设置等手段以期有效导控和应对，但在思想认识和对互联网规律特点的把握上与形势的发展仍不相适应，思想认识

上和工作能力上还存在许多“难点”“盲区”和不到位的地方。

（一）对涉警网络舆情的特点和规律认识不足，盲目应对

基于笔者对涉警网络舆情成因的浅显分析，对于涉警网络舆情形成的大多数推手而言，他们并不见得是舆情产生的“中介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缺乏正常的恶性情绪及时排遣机制所导致的，人们需要通过参与能引起广泛关注、发泄情绪的无关事件来自我满足，很多负面的涉警网络舆情的大规模形成往往就是众多非利益相关者“前簇后拥”的结果。面对这种基于有限理性形成的涉警网络舆情，部分民警敏感性不强，发现、预警能力差，所以公安机关一定要从涉警网络舆情的特点和发生规律入手，把关注网络舆情看成一个常态工作，时刻关注当前的网络舆论环境，要知民众之所想，想民众之所需，对民众敏感的舆论热点要做到心中有数。

（二）舆论导控滞后，频频陷入“塔西佗”陷阱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持有话筒，群众表达诉求的途径多样，反应亦非常迅速，在一些敏感事件上的聚集效应明显，一呼百应。如果公安机关应对涉警网络舆情不及时，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后果之一就是谣言四起，所谓谣言即是舆情畸变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不是正面的内容，并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膨胀和畸变，越来越多的从众群体无意识地跟着跑、跟着嚷，最终形成一种虚假的鼓噪，使公安机关深陷“塔西佗”陷阱 ②。（三）中介事件处置欠规范，为涉警网络舆情的发生埋下非理性诱因

所谓“中介事件”即诱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涉警网络舆情）的导火线事件。从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中的厨师死亡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中的小女孩溺水事件、南京6·20宝马车案网络舆情的源头-宝马车案等所诱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或涉警网络舆情危机来看，其原因皆在于公安机关初期处置欠规范。宝马车案中涉及的当事人原本就属于当前易被民众炒作的对象——纵观近些年发生的事件，只要肇事者驾驶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则必然引起

① 独断论：康德称当时的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哲学为“独断论”。因为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人片面强调理性而摒弃感性经验，把一切真理和知识的来源归结为先天理智中潜在的天赋观念和自明原则，认为只有理智才能提供具有普遍性的“推理的真理”。

② “塔西佗”陷阱：即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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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炒作。面对这种情况，公安机关应该及时、客

观地公布案情，解答民众质疑,主导舆论走向。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公安机关在这些案件的处置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从事件发生的那一刻开始，网上就质疑声不断，警方陷入了“被质疑——解释——被质疑——解释”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使宝马车案成了公众集体宣泄情绪的“垃圾桶”，顷刻间网络舆论一片哗然。

（四）正面宣传乏力，致使涉警负面舆情泛滥在涉警网络舆情形成的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共同存在并发挥作用，有其客观性和合理性。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演绎，人类的理性因素和机制来源于它的非理性因素和机制。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理性具有表象性，而非理性具有本质性。从科学的角度看亦是如此，规律性往往是从无规律性而来的。那么什么是涉警网络舆情中的非理性因素呢？依非理性的哲学能力其实就是一种对情绪和心态激发、组织和控制的能力之观点，笔者认为涉警网络舆情中的非理性因素是民众对人民警察的感情和心态。那么怎么强化民众对警察的情感接受和价值认同呢？最直接有效的做法就是宣传。全国200万警察，大约平均每天牺牲一个，而分分钟流血受伤的警察更是多的难以估算。警察队伍流血牺牲，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宁，却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尊重和支持。宣传的目的旨在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展示正面形象，密切警民关系，让全社会理解、尊重和支持公安工作，但现实中的宣传效果往往大打折扣。警察队伍不乏一流的故事，但是缺乏一流的表达，究其原因，一是在宣传阵地的选择逼仄。公安机关的宣传工作主要是通过一些传统的主流媒体和官方网站来完成，而对新媒体的使用能力欠缺，更缺少与新媒体和网民的良性互动；二是宣传力量略显业余。公安宣传人员没有专业背景，大多半路出家，更缺乏专业的新闻业务培训，舆论引导的能力和水平有限。自我正面形象宣传不到位，而负面涉警新闻铺天盖地，加之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恶意丑化、断章取义，导致不明真相群众的无意识认同，舆论环境变得日益恶劣。

四、有限理性视阈下涉警网络舆情导控工作的改进

当前互联网上的舆论斗争，特别是涉警舆论斗争极为尖锐复杂，处置要求高、难度大，如不开展

有效的互联网舆情导控工作，则可能会出现舆情失控，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结合有限理性理论，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改进涉警网络舆情导控工作：

（一）规范执法，重塑警察形象

在众多的涉警网络舆情中，之所以会出现大量无意识群体的非理性参与，使公安机关频陷“塔西佗”陷阱，皆因公众对警察执法公信力的怀疑。虽然当前整个执法环境的彻底改善仅靠公安一家未免异想天开，但公安机关形象的塑造唯有自我努力，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执法，缓解和改善警民关系；另外在警察执法权威方面，信息时代，要打破绝对权威的观念，增加警察执法透明度，提高民警自身素质，细化公安机关执法细则，并在群众的监督下执法，力避像 “躲猫猫”、洗澡死、喝水死、睡觉死等对警察的正面司法形象造成恶劣影响事件的一次次发生。

（二）运用议题设置理论，引导舆情走向

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最初的理论假设来源于美国政治家沃尔特·李普曼的著作《舆论学》，其在著作中提出“新闻媒体影响我们头脑中的世界”。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最终由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和唐纳德·肖正式提出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只注意某些问题、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人们将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体注意的哪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各种问题所确定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4]在新媒体时代这一理论同样适用，当前各大门户网站选择哪些新闻出现在首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网友的选择，各大门户网站的选择即“议程”。在负面涉警网络舆情爆发时，公安机关可以采用议程设置的相关理论，对于部分涉警的敏感事件、敏感信息进行柔性处理，尽量降低网民的关注度，降低别有用心者的理性引领。同时，与各大门户网站和传统媒体合作，将客观反映实际情况的、正面引导涉警舆情的信息以顶置、加亮的方式使其获得更多的关注，加强正面的理性引领。

（三）打破沉默，调控舆情偏差

传播学理论中还有一种理论，即由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假说，他认为舆论的力量来源于我们社会的本质，来源于社会对被禁止的观点和行为实施的严刑峻法，来源于个人对孤立的恐惧。在社会中当赞成的呼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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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时表达赞成的观点，赞成的呼声下降时保持沉

默，沉默进一步使原有的观点失去了民心。[5]在涉警网络舆情中同样存在“沉默的螺旋”现象，当大多数人都对某一涉警事件持批评意见的时候，很少有人敢提出赞成的意见，即使有人提出也会很快被更多的批评意见湮没，并引来更多的批驳、攻击,进而形成群体极化现象，此过程中非理性因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这种现象，公安机关应该主动引导，各地网安部门应以控制舆论阵地为终极目标，组建专、兼职相结合的网评员队伍,争取成为版主、意见领袖，在负面涉警网络舆情爆发时，打破“沉默的螺旋”，以正面帖文稀释、冲淡负面舆情，达到引导、调控涉警舆情的目的。

（四）加强宣传，构建价值认同

传播效果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有限效果论”时期的“使用与满足”研究，把受众成员看作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虽然这种理论认识有其局限性，但对目前的涉警网络舆情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何以出现逢警必炒、逢警必黑现象？为什么攻击警察、挑战警察权威的帖子、新闻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传播？究其原因不仅仅是媒体的主观传播，更多时候是为了迎合民众的特定“需求”，这种特定需求还是归因于对警察的不理解、不信任、不认同。

所以当前为了避免负面涉警网络舆情中非理性因素导致的盲目跟随，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强正面宣传，通过实实在在的先进典型，以平民化、大众化的宣传方式，通过线上和线下多种渠道，让全社会理解、尊重和支持公安工作，密切警民关系，构建价值认同。

信息化时代，舆情导控是公安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把握涉警网络舆情的发生特点和规律，抓住由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借鉴相关理论进行研究，统筹网上网下两个战场，既要用好“枪杆子”又要用好“笔杆子”，净化涉警网络空间，有效导控涉警网络舆情。

参考文献：

[1] 王来华.舆情研究概论:理论、方法和现实热点[M].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2.

[2] 纪红.互联网舆情的形成发展与引导管理研究[D].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10).[3] 赫伯特·A·西蒙.管理行为(珍藏版)[M].詹正茂,译.北 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26-30.

[4] 杨绍辉.舆情概论[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4:14.[5] 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 社会皮肤[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曲桂玲

A Research on the Guidance and Control of Public Opinion of Police Network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Bounded Rationality

CHEN Qiu-ju

(Jiangsu Police Institute, Nanjing 210031,China)

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as the functional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have been in the cusp of public opinion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ir own work. Guiding police public opinion control work has become new issues of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at all levels of public security organ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blic opinion of the police network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explain the current polic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ontrol problems,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Key words: bounded rationality; public opinio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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