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及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及绩效影响因素研

究

一 引言

绩效反映了一个生产经营组织内部的运作效率，也反映了其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力及影响力，进而决定了该组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业领域内一类特殊的企业，研究其绩效大小，考察影响绩效的内外部因素并与其他非影响因素区分开来，获得内外部各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最终对绩效的影响力，这对调控这些因素以提高合作社的运作效率、竞争力以及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后，对合作社绩效的考量已成为合作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浙江省农业厅（2008）从行为性绩效（通过组织运行、运营活动体现出来）和产出性绩效（通过社员收益、组织发展和社会影响体现出来）两个维度来构建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赵佳荣（2010）基于“三重绩效”原理，构建了包括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组织影响三个维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湖南省部分合作社进行了绩效评价。罗颖玲等（2014）从四个维度——财务绩效、管理绩效、社会绩效、生态和环保绩效来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对样本合作社进行了绩效考量，最后提出政策建议。任重等（2015）构建了烟农合作社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三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烟农合作社进行了绩效评价，发现加强烟农合作社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最重要。张俊、章胜勇（2015）从管理者、社员和专家三方视角构建绩效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湖北和浙江两个省的部分合作社进行了绩效评价与分析，最后指出完善合作社的自身制度建设和政府机构的合理引导是促进合作社良性发展、提高绩效的关键。当前文献中，主要研究方法是从组织绩效、财务绩效、管理绩效、社会绩效等维度来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指标体系对样本合作社进行综合绩效评价，最后得到启示。具体绩效评价方法有：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因子分析法、描述性统计分析等方法。

关于影响合作社绩效的原因，黄祖辉等（2002）认为合作社生产集群因素、合作成员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等会影响合作社的绩效。邵科等（2014）运用合作社绩效主观感知测量法对影响绩效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惠顾结构对绩效没有影响，而成员广泛管理参与下的治理结构会对绩效产生正面影响。李道和、陈江华（2014）分析了江西省部分合作社的绩效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政策扶持对合作社绩效存在间接影响，技术因素对绩效没有正向影响，而

内部管理机制与企业家才能对绩效有正向影响。李双元（2015）对高原牧区的合作社绩效研究发现，影响绩效的因素依次是组织运营情况（重点是规范化建设）、生态保护情况（重点是草畜平衡）和社会效益情况（重点是合作社吸纳富余劳动力）。姜明伦、李红（2015）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宁波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经营规模、服务层次和规范化程度。相关文献中，对影响绩效原因的找寻多数是通过对某一地区样本合作社的观察分析得到，范围有限。绩效评分大多不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综合测评获得，而是主观评判或直接采用单一指标（如合作社的净盈余或成员的净收入等），再结合方差分析、回归分析、非参数检验等方法检验原因对绩效的影响是否显著，最后得出结论。

综观已有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目前对合作社绩效指标体系构建、评价及绩效影响因素研究的成果已很丰富，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内容上割裂。相对完整的绩效研究，首先应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综合评价绩效，其次要依据评价结果分析影响绩效的原因以得到启示或建议。目前多数文献两项内容是割裂的。二是在绩效指标体系构建及绩效评价中，对绩效作用因素权数的确定还是通过主观判断，如层次分析法中指标权数的确定常采用专家打分法等，绩效评价主观随意性强，同时还存在统计或计量分析中常常不考虑各原因之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三是在影响绩效的原因分析中，主观判断影响因素，缺乏理论与现实观察的结合判断。原因作用的机理分析大多也是表象性描述，最后得到笼统的政策性结论。四是相对缺乏制度层面的原因分析，无法深入了解绩效变化的内在机制与规律，也就无法给出具实用性、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 二 合作社绩效的综合评价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当前理论界主要基于经典合作制原则、价值观来选择各类绩效下的分指标（如组织建设规范化程度、管理规范化程度等），据此构建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经典合作制原则、价值观来源于西方合作社成功发展的实践，是适用于西方合作社绩效评价的，但时过境迁之后，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用一个尚未确定是否适合中国的原则、价值观来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依该体系的评价结果来指导我国合作社的发展是不可行的。我国合作社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应重点考察合作社服务农户、农业现代化的能力与效率——这是现实对我国发展合作社的原则要求（即追求效率原则），否则合作社不仅得不到广大农户由衷的拥护，也得不到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合作社将会失去生存的根基与空间。 市场和专业化分工是合作的基础，对合作社服务农户、农业现代化能力与效率的考察，应重

点测度合作社在市场竞争中能否正常、高效地运行，专业化分工下能否为成员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能否提高成员的生产经营效率，经营规模大小、成员产品销售情况是否改善等。具体指标有：①资产总额（万元）；②总人数（人）；③年经营总收入（万元）；④年经营纯盈余（万元）；⑤是否获得绿色农产品，无公害、有机食品认证。无认证得0分，获无公害农产品，绿色、有机食品认证分别得2、4、6分；[1]⑥统一供种供苗比例（%）；⑦统一采购投入品比例（%）；⑧统一标准化生产的比例（%）；⑨统一包装销售的比例（%）。指标⑥～⑨反映了农户加入合作社后其生产经营行为的变化，这会导致其家庭生产经营效率的改变；⑩带动当地非社员农户数（户）；⑪带动当地产业发展满意度；⑫对当地社会影响力满意度；⑬入社后平均产量是否稳定[2]。分为没有、有所和明显稳定，赋值为：0、2、4分；⑭入社后产品销售是否改善。分为没有、有所和明显改善，赋值为：0、2、4分；⑮纯收入增收百分比（%）[3]；⑯对合作社增收的满意度；⑰是否有办公场所及设施。有、无赋值为：1、0分；⑱是哪一级示范合作社。分5个级别：国家、省、市、县级和其他，赋值为：9、7、5、3、1分；⑲是否有专职工作人员。有、无赋值为：1、0分；⑳社员对合作社建设的满意度。上述4个满意度指标均依据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评分法分为很不满意、不满意、基本满意、满意、很满意5个级别，赋值为：1、3、5、7、9分。以上20个指标从组织规模（指标①、②），组织发展（指标③～⑤），生产行为（指标⑥～⑨），外部绩效（指标⑩～⑫），成员收益（指标⑬～⑯），组织建设（指标⑰～⑳）共六个方面进行测度。指标体系包含定量与定性指标、总体经营与成员收入指标、客观与主观指标、产出性与行为性指标、单项性与复合性指标等，期望实现评价指标体系的全面、客观和科学。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验证及评价结果 1.样本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验证方法

评价指标体系是否全面、客观和科学需利用现实样本数据进行检验，本文所用数据是课题组组织我校二、三年级的部分研究生于2018年1～4月对其所在地，包括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湖北、湖南、安徽、福建、河南、河北、云南、四川、贵州、甘肃、黑龙江、吉林，计17个省及自治区，还有重庆、上海、天津和北京4个直辖市的合作社进行问卷调查所获得。课题组共发放问卷865份，收回793份，经过甄别、检验得到有效问卷761份。本文采用SPSS 21.0，利用因子分析法来构建并验证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是因为：从各指标对绩效的反映或代表水平来看，有主有次、有强有弱；从指标间的关系来看，有一些指标数据彼此高度相关，可归为一组。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就是要分清主次，并将联系比较紧密的变量归为一组，检验主次区分及分组归类是否可行或显著，如果显著，说明归入一组

的变量受到了某个共同因素的影响，这个共同因素就称为公共因子。因子分析通过降维将相关性高的变量聚在一起，即以相关性分析为基础，从协方差矩阵或相关矩阵入手把大部分指标数据的变异归结为几个公共因子所为（即抓住反映或代表绩效水平的主要因素），把剩余的变异称为次要或特殊因子。然后通过回归分析法获得各指标的公共因子影响权数，加权求和获得各公共因子得分，再分别以各公共因子所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对公共因子得分进行加权求和，最终得到各合作社绩效的综合得分。两次权数的确定均是通过指标数据内在变异规律获得，而非主观评判。由于因子分析法能比较清晰、客观地刻画研究对象的系统结构并能检验指标体系是否可行，进而考察各指标对绩效的反映或代表性关系更加深入、细致和可靠。

2.因子分析过程及评价结果

（1）为消除不同级差、量纲的影响，用“功效系数法”[4]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分析样本数据。

（2）计算分析样本数据的Cronbach α为0.698，分析样本数据信度尚可。[5]

（3）对于结构效度，因子分析适宜性检验KMO值为0.683＞0.5；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3910.339（p值=0.000＜0.05），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4）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并计算得到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从方差累积贡献率表1可以看出，前6个因子特征值分别为4.490、2.381、2.122、1.900、1.686、1.542，均大于1，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71.603%，表明这6个因子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子碎石图也说明这6个因子是反映绩效水平的主要因素（见图1）。

表1 特征值与方差贡献率 成分 合计 1 2 3 4 5 6 4.490 2.381 2.122 1.900 1.686 1.542 方差的% 22.449 11.907 10.608 9.498 8.430 7.711 累积% 22.449 34.356 44.965 54.463 62.892 70.603 合计 2.947 2.645 2.456 2.159 2.060 1.853 方差的% 14.735 13.227 12.281 11.797 10.298 9.265 累积% 14.735 27.962 40.243 52.040 62.338 71.603 初始特征值 旋转平方和载入 表1 特征值与方差贡献率

图1 因子分析

（5）构建因子载荷矩阵并命名因子。采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得因子载荷矩阵，见表2。

表2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成分 指标 资产总额（万元） 总人数（人） 年经营总收入（万元） 年经营纯盈余（万元） 是否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与有机食品认证 统一供种供苗比例（%） 统一采购投入品比例（%） 统一标准化生产的I8 0.791 0.129 0.036 0.147 0.109 0.027 I7 0.846 0.066 0.052 0.004 0.056 0.029 I6 0.851 0.096 0.051 0.031 0.086 0.038 I5 0.023 0.024 0.013 0.847 0.002 0.050 I4 0.071 0.048 -0.008 0.893 0.010 0.080 I3 0.118 0.060 0.046 0.778 0.115 0.167 指标代码 1 I1 0.064 2 0.031 3 0.049 4 0.249 5 0.115 6 0.803 I2 0.035 0.024 0.019 -0.001 0.108 0.970 比例（%） 统一包装销售的比例（%） 带动当地非社员农户数（户） 带动当地产业发展满意度 对当地社会影响力满意度 入社后平均产量是否稳定 入社后产品销售是否改善 入社前后成员纯收入增收比（%） 社员对合作社增收的满意度 合作社是否有自己的办公场I17 0.005 0.036 0.793 -0.058 0.048 0.049 I16 0.192 0.842 0.131 0.006 0.002 0.064 I15 0.198 0.886 0.029 0.003 0.017 0.048 I14 0.302 0.810 0.190 0.011 0.097 0.020 I13 0.045 0.792 0.044 0.017 0.023 0.016 I12 0.112 0.082 0.062 0.094 0.906 0.063 I11 0.132 0.052 0.080 0.100 0.905 0.039 I10 0.009 -0.035 -0.027 -0.103 0.678 0.459 I9 0.794 0.277 0.112 0.079 0.018 0.020 所及设施 合作社是哪一级示范合作社 合作社是否有专职工作人员 社员对合作社建设的满意度 表2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提取出的6个因子分别命名为F1～F6。表2中：第一主因子F1在指标I上的系数较大，其大体对应生产行为因子；第二个主因子F2在指标I上的系数较大，其大体对应社员收益；第三主因子F3在指标I上的系数较大，其对应组织建设；第四主因子F4在指标I上的系数较大，其对应组织发展；第五主因子F5在指标I上的系数较大，其对应外部绩效；第六主因子F6在I上的系数较大，其对应组织规模。

（6）计算因子得分并排序。运用回归分析（Regression）计算因子得分函数矩阵（见表3）。

表3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成分 指标 1 资产总额（万元） 总人数（人） 年经营总收入（万元） 年经营纯盈余（万元） 0.001 2 0.008 3 0.011 4 0.065 5 -0.110 6 0.436 I20 0.109 0.067 0.833 0.047 0.038 0.015 I19 0.020 0.185 0.701 0.023 0.090 0.030 I18 0.113 0.042 0.828 0.059 0.056 0.014 -0.019 0.029 -0.008 -0.074 0.006 0.538 -0.011 -0.004 -0.001 0.323 0.022 0.037 -0.026 -0.006 -0.019 0.426 -0.028 -0.019 是否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与有机食品认证 统一供种供苗比例（%） 统一采购投入品比例（%） 统一标准化生产的比例（%） 统一包装销售的比例（%） 带动当地非社员农户数 带动当地产业发展满意度 对当地社会影响力满意度 入社后平均产量是否稳定 入社后产品销售是否改善 -0.042 0.344 -0.018 -0.031 -0.027 -0.001 0.010 0.266 0.010 -0.034 0.010 0.029 -0.034 -0.004 -0.013 0.018 0.457 -0.086 -0.023 -0.021 -0.004 0.019 0.454 -0.075 -0.039 0.001 -0.034 -0.098 0.280 0.236 0.281 0.005 -0.007 -0.012 -0.057 -0.007 0.294 -0.059 -0.032 0.023 -0.008 -0.018 0.336 -0.093 -0.019 -0.047 -0.035 -0.010 0.330 -0.080 -0.024 -0.036 -0.021 -0.006 -0.036 -0.017 -0.003 0.416 -0.021 -0.088 入社前后成员纯收入增收比（%） 社员对合作社增收的满意度 合作社是否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及设施 合作社是哪一级示范合作社 合作社是否有专职工作人员 社员对合作社建设的满意度 表3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记SF1、SF2、SF3、SF4、SF5和SF6分别是各家合作社在6个因子上的得分，则得到线性方程组：

-0.003 -0.055 0.355 0.009 -0.016 -0.025 -0.055 0.024 0.289 -0.005 0.017 0.009 0.001 -0.067 0.354 0.015 -0.007 -0.028 -0.031 -0.035 0.308 -0.037 -0.048 0.026 -0.126 0.317 -0.037 0.040 -0.002 0.035 -0.043 0.372 -0.067 -0.028 -0.018 0.010 SF1=0.001×I-0.019×I-0.011×I+…-0.003×I1

2

3

20

20

SF2=0.008×I+0.029×I-0.004×I+…-0.055×I1

2

3

20

SF3=0.011×I-0.008×I-0.001×I+…+0.355×I1

2

3

20

SF4=0.065×I-0.074×I+0.323×I+…+0.009×I1

2

3

1

2

3

20

SF5=-0.110×I+0.006×I+0.022×I+…-0.016×ISF6=0.436×I+0.538×I+0.037×I+…-0.025×I1

2

3

20

其中I1，I2，I3，…，I20为20项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的指标。然后再分别以各因子所对应的

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进行加权求和，就可得到各合作社绩效的综合评价得分CSF，即

CSF=14.735%×SF1+13.227%×SF2+12.281×SF3+11.797%×SF4+10.298%×SF5+9.265%×SF6。

最终，样本合作社的绩效综合排名与得分是：第一名吉林省SH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分：107.37）；第二名湖南省LP种粮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分：75.9）；第三名山东省AQSH养猪专业合作社（得分：72.78）；第四名北京市HL肉鸭专业合作社（得分：71.67）；第五名浙江省RH西瓜专业合作社（得分：60.72）。[6] 三 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理论模型及变量设定

合作社内部制度安排（含产权、治理、分配等制度安排）是决定和影响其绩效的核心因素。与合作社绩效密切相关的交易、契约、生产经营、组织治理、分配等均是在合作社既定内部制度安排下的行为，没有内部制度的形成，合作社就不存在，更不用说其上述行为及其绩效了。合作社的绩效是内、外部因素及相关制度有机结合、作用的结果，但主要依赖于内部制度安排（徐旭初、吴彬，2010）。

从样本合作社绩效分数的分布来看，也印证了上述结论。在前100名合作社中大多是从事蔬菜、水果与养殖业务的合作社，而后100名合作社中也是如此。主营业务相同的合作社中，有绩效好的，也有绩效差的，即使是在同一地区、同一部门、从事相同业务、规模相同、资产相当的合作社也有绩效好的和绩效差的。因此，对绩效的根本性影响还是由合作社自身来决定。具体来看，绩效主要是通过合作社内部制度控制下的交易、契约、生产经营、组织治理、分配等行为来实现，即便是外部各因素对绩效的有利或不利影响，也要通过既定内部制度安排下的合作社的经营运作行为来利用或化解。总之，合作社绩效主要取决于其内部安排以及内部制度安排决定下的组织治理、运作机制以及生产经营能力等，这与李道和、陈江华（2014），李双元（2015），姜明伦、李红（2015）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可见，由于内部制度安排是影响合作社绩效的核心因素，因而我们应重点考察内部制度安排对绩效的影响。 1.理论模型的确定

内部制度安排对绩效影响的各因素中，西方理论界基于合作社“本质上是一类治理结构”的观点提出治理制度是影响绩效的主要因素（Vitaliano，1983；Nilsson，2001），国内研究者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时也将这一结论引入对我国合作社的绩效分析，将内部治理制度（特别是治理结构、机制）视为影响合作社绩效的核心因素，这一观点与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产

生、发展演进的历史不符：西方农业现代化是先合作化后产业化，而我国是先产业化后合作化。合作化时农户已高度分化，且有龙头企业等经济实体加入，甚至牵头组建合作社，因而合作社形成时产权结构上往往是“一股（或数股）独大”，在没有合作文化基础的情况下，这样的产权结构对合作社内部治理有极强的影响，极易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内部治理格局，产权制度对治理、分配制度以至最终的绩效均有很强的影响。而西方合作化时农户尚未严重分化，且有深厚的合作文化支撑合作社的形成，基于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来构建合作社的治理制度，农户入股的多少对其治理权没有根本性影响（许多情况下入股仅仅只是获得交易资格），在这样的情形下，治理制度才是影响合作社绩效的核心因素。

因此，基于中国合作社的发展现实，本文认为：①产权制度决定合作社的生产结构，从而决定了合作社的治理、分配制度；②产权制度决定资源配置，可直接影响绩效，也可通过决定治理、分配制度间接影响绩效；③合作社的产权、治理和分配制度对社员参与合作社生产经营与治理提供了不同的激励和约束，进而影响合作社的绩效；④当前绝大多数合作社的理事长实际上集经营决策权和执行权于一身，其企业家才能及其掌握的社会资源直接关系到合作社的绩效；⑤还有一些外部因素影响合作社的绩效。综上，本文拟设定检验的合作社绩效影响因子包括产权、治理、分配制度、理事长情况及外部因素。由于这些影响因子均是不可直接观测、计量的潜变量，因而本文拟通过若干可观测的显变量来对其进行测度，并选择结构方程模型（SEM）作为验证工具，检验这些因子相互作用直至最终对绩效的影响。依据Bollen和Long（1993）的总结，结构方程模型是用实证资料来验证理论模型的统计方法，能将因子分析与路径分析两种统计技术结合起来，通过既定的统计手段对复杂的理论模型进行处理，并根据理论模型与数据关系的一致性程度对理论模型做评价。结构方程模型具有其他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难以实现的优点：不需要很严格的假设条件，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有测量误差；处理测量误差的同时还能分析潜变量间的结构关系；可以同时估计因子结构和因子关系；能对多重非独立相关关系进行估计。具有上述优点的结构方程模型为本研究中不易直接观测、计量的合作社产权制度、管理、分配制度、理事长情况和外部因素等潜变量对绩效的影响，以及产权制度对管理、分配制度的决定关系的检验提供一个可靠、高效的研究方法。SME由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组成。显变量与潜变量之间存在测量方程：

X=Λ=Λ=E（ε）=0

式中，X：外生显变量的向量组合；ξ：外生潜变量；Y：内生显变量的向量组合；η：内生潜变量；Λ：外生潜变量因子负荷矩阵；Λ：内生潜变量因子负荷矩阵；δ、ε分别为X、Y的误差项。

潜变量间的结构方程为：

η=Bη+Γξ+ζ；E（ζ）=0

式中，ζ结构方程的残差项。产权制度、外部影响、理事长情况为外生潜变量，治理、分配制度为内生潜变量，它们全是解释变量，将因子分析计算出的每一家合作社绩效评分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分析内部制度安排、外部影响、理事长情况对合作社绩效分数的影响。标识合作社产权、管理、分配制度、理事长情况以及外部影响的显变量共19个（见表4），所用数据来自761家合作社的问卷调查。 2.各潜变量的测度

（1）产权制度拟通过一组显变量来测度。①产权明晰化程度。对我国实践中的合作社进行制度规范的《合作社法》基本上是按经典合作社的制度安排要求来设计的，而经典合作社的成员在投入股本时，股本数与投票数、盈余分配额是相互割裂的，在无强合作文化支撑的情况下，成员缺乏持续投入资金、人力等资源的内在激励（Cook，1995）。该指标测度合作社产权制度上是否设计了权、责、利明晰、对等与匹配的内在激励机制。②股权集中度，即核心成员（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出资额比例。问卷分析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产权制度安排的股份制倾向越明显。③合作社的依托者。相对于依托者是众多小农户的合作社，以企业或生产、贩销大户作为依托者的合作社，其产权制度更倾向股份制且其实力更强。 （2）拟通过一组显变量来测度治理制度。①是否公开财务与营运情况。②是否执行法定财务管理制度。问卷分析发现：①、②是广大社员最关心的治理制度安排，直接关系到社员搞好合作社建设的积极性，是影响治理制度激励作用的重要因素；③是否成立了“三会”（社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用来测度合作社治理结构及民主治理机制是否形成、是否完备；④是否执行一人一票为基础的表决方式，测度合作社执行法定民主治理要求的情况；⑤社员大会、监事会在2014年各开了几次，用来测度治理制衡机构的运行情况；⑥社员如何表达不满，测度社员是如何参与治理的；⑦社员退社的容易程度。[7]问卷分析反馈：⑤⑥⑦也是影响治理制度激励作用的重要因素。

（3）依据我国合作社的实际情况，应重点考查分配制度对提高绩效的激励作用。利益分配制度通过下列显变量来测度：①盈余是否进行了按交易额（量）返还；②盈余是否进行了按股分配；③盈余中是否提取了盈余公积。[8]

（4）理事长情况由以下3个显变量来测度：①理事长的文化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事长的工作能力以及对外部环境的认知能力；②理事长的出资额比重，反映了理事长对合作社

发展前景的态度和信心，也是一种承诺和信用保证，一定程度上表明理事长愿为提高绩效而努力的程度；③担任理事长前的身份或兼职。我国合作社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理事长的来源或背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其拥有的资金、人力及社会资源等，从而决定了其提高绩效的能力。

（5）外部影响因素由2个显变量来测度：①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②是否获得政府的相关支持。问卷分析发现上述2个变量是合作社最强与最直接的外部影响因素。 （二）各变量的设定及检验 1.各变量的设定（见表4）

表4 各变量的设定及其基本统计特征 潜变量 指标代码 指标内容 产权明晰化程度：股本与投票数、盈余分配额中三项完全对等=4，股本与投票数、盈余分配额不完全产权制度 X1 对等或三项中只有二项对等=2，股本与投票数、盈余分配额三项完全割裂（即股本仅表明获得了投票、交易资4 0 2.84 7.3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显变量 基本统计指标 格）=0 X2 股权集中度（%） 合作社的依托者：企业或供销社=4，生产或贩销大户=3，政府及其相关部门=2，众多小农户=1依问卷分析，依托企业或供X3 销社的合作社，其产权制度更倾向股份制，而依托者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或是众多小农户的合作社，其产权制度更倾向于经典的合作制。 是否定期公治理制度 X4 开财务与营运情况：公开=1，不公1 0 0.27 2.15 4 1 2.95 7.38 100 19.70 40.81 80.39 开=0 是否执行法定财务管理X5 制度：执行=1，没执行=0 是否成立了“三会”：全成立=3，X6 成立了两个=2，成立了1个=1，没有成立=0 表决方式是X7 否以一人一票为基础：是=1，否=0 2014年社员X8 大会开过几次 X9 2014年监事会开过几次 社员如何表达不满：通过社员大会X10 =4，通过监事会=3，通过理事会=2，威胁退出=1，不提4 0 2.16 1.04 10 0 0.72 9.28 11 0 1.54 6.60 1 0 0.43 2.34 3 0 2.13 2.78 1 0 0.12 1.37 意见=0 社员退社的容易程度：X11 很强=5，较强=4，一般=3，很弱=2，较弱=1 盈余是否按X12 股分配：是=1，否=0 是否提取盈X13 分配制度 余公积：是=1，否=0 盈余是否按交易额X14 （量）返还：是=1，否=0 理事长的出X15 资额比重（%） 理事长文化程度：高中理事长情况 X16 以上=5，高中=4，初中=3，小学=2，小学肄业=1，文盲=0 X17 担任理事长2 1 1.84 2.57 5 1 3.91 1.46 100 8.6 14.32 25.08 1 0 0.38 3.24 1 0 0.21 2.65 1 0 0.53 1.86 5 1 2.79 5.47 前的身份或兼职：非小农户（含生产、贩销大户；农村站所、村及乡镇干部；企业或供销社负责人等）=2，小农户=1 是否获得政X18 府的相关支持：是=1，否=0 获得贷款的外部因素 难易程度：不困难=3，X19 比较困难=2，很困难=1，非常困难=0 表4 各变量的设定及其基本统计特征

2.变量的检验

结构方程估计前，要对所选显变量能否代表其对应的潜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这里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验证。显变量测量数据的Cronbach's α值为0.683；KMO值为0.646，

3 0 0.13 1.75 1 0 0.28 2.47 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1218.870（P=0.000＜0.05），说明可进行因子分析。分析结果：19个显变量的因子载荷系数能较好地对应产权、治理、分配制度、理事长情况及外部因素潜变量，累积解释变异量达到了67.501%，基本包含了全部潜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因而可以用其来代表5个潜变量。

（三）结构方程的参数估计及检验

应用AMOS 21.0软件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估计与检验，依验证的情况增减路径，再对模型进行拟合、计算，不断循环往复直到模型拟合效果达到既定要求：一是检验模型和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显著，参数的经济学意义合理；二是达到各种拟合测度指标的要求。经过2次计算与拟合：①将“社员如何表达不满”指标从“治理制度”中析出；②将“是否提取盈余公积金”指标从“分配制度”中析出。2次调整后，拟合优度指数GFI与标准拟合指数NFI有所上升，其余指标没有改变。经联合正态分布检验，本次调查搜集的数据满足多元正态分布（α=0.05），可采用最大似然法（ML法）来估计参数，最优模型见图2。

图2 内、外部因素与绩效关系的结构方程估计结果（系数已标准化）

最后，各种拟合测度指标为：卡方自由度比χ=2.511（＜3）[9]、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RMR=0.010（＜0.05）、拟合优度指数GFI=0.842（＞0.9）、省俭拟合优度指数PGFI=0.676（＞0.5）、近似误差均方根与自由度协方差的一致性RMSEA=0.063（＜0.08）、标准拟合指数NFI=0.883（＞0.8）、增值拟合指数IFI=0.850（＞0.8）、非规范拟合指数

TLI=0.895（＞0.8）、比较拟合指数CFI=0.866（＞0.8）。内、外部各因素对绩效的总体作用结果见表5，各因素影响力排序：产权制度＞治理制度＞理事长情况＞分配制度＞外部因素，最终模型对绩效指标变异的累积解释变异量（解释力）为70.1%。

表5 合作社绩效影响因素的作用分解 影响因素 直接作用 产权制度 0.191*** 治理制度 0.153** 分配制度 理事长情况 外部因素 0.097* 0.112** 0.054* 治理制度 间接作用 分配制度 总体作用 百分比（%） 0.068** 0.026** 0.285 40.656% —— —— 0.153 21.826% —— —— 0.097 13.837% —— —— 0.112 15.977% —— —— 0.054 7.703%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5 合作社绩效影响因素的作用分解

四 结论分析与启示 （一）结论分析

①产权制度是影响绩效的根本原因，其对治理、分配制度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068、0.026，对绩效的直接作用系数为0.191，总体作用比例为40.656%。产权明晰化程度、合作社依托者、股权集中度对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②治理制度是影响绩效的关键因素（作用比例为21.826%）。是否成立“三会”、执行了法定财务管理制度、公开了财务及经营情况以及社员大会召开的次数对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表决方式是否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监事会的开会次数对绩效的影响不显著。③理事长情况是影响绩效的重要原因（作用比例15.977%）。理事长出资额及其文化程度对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没有其兼职或担任理事长前的身份对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④分配制度对绩效有重要影响（作用比例为13.837%），其中盈余是否按股分配与按交易额分配对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但按股分配对绩效影响更显著。⑤政府或金融部门的支持对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作用比例为7.703%）。 （二）启示

对于政府：①合作社依托者（如生产、贩销大户等）由于拥有较多资源，在合作社生产经营中能提供诸多便利，这类合作社的绩效水平较高。由于农业合作化中往往需要依托者来牵头，特别是当依托者为农民生产、贩销大户时，对合作社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因而政府可采取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善农地制度等各项措施，促进农村专业农户的分化、大户的产生，再合理引导，在农民合作化中充分发挥他们“发动机”“火车头”的带动作用；②理事长的兼职或担任理事长前的身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理事长的能力，该指标对绩效的显著影响说明理事长的能力（特别是管理与营销能力）强弱对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因而政府应加强对理事长合作社经营管理与市场营销方面的教育与培训；③政府的支持对合作社绩效有最直接的影响，包括金融部门的支持也需要政府来协调。因此，政府应明确其职能、建立协调统一的扶持政策体系、加大扶持力度，并统筹解决合作社融资难的问题。

对于合作社：①产权制度上是否构建了一套权、责、利明晰，对等与匹配的内在激励机制是保证合作社绩效好的关键，具体实践中合作社要特别注意逐步建立和完善成员账户管理制度，防止成员的个人产权模糊化；②合作社应逐步建立、完善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三权鼎立”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逐步从理事会（或理事长）中心管理模式向全体成员中心管理模式转变，防止权力过度集中，这样社员大会制度、法定财务管理制度才能被执行；③当前多数合作社尚处于发展的初期，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是其主要命题，而生存中的最大难题是融资，为了吸引更多的资金，合作社往往偏向于按股分配，合作社有了足够的经营资金，绩效水平才能提高。这暗示合作社在盈余分配制度设计上，应因势利导、因地（时）制宜，应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 其他启示：

（1）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制度的边界在哪里？自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西方经典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是社员自我服务，拥有者、管理者与受益者“三位一体”，这是不可变的，否则合作社就失去了这种组织的基本制度特征，但关键的是“时过境迁”之后，“移植”到中国的西方经典合作社本质规定性是否还能保证合作社依然是有效率（绩效的核心因素）的？甚至还能不断地提高效率、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服务？——这2项要求对合作社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合作社的绩效分析向我们揭示了：作为一类以农民为主构建的生产经营组织，关键不在于它的称呼，而是它的作用，能否提高农户的生产经营效率与收益，能否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才是合作社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当前，我国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是以遵循西方经典合作制要求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标准，这是明确的，但并不意味着不能为效率而改变。当下对合作社本质规定性及其制度边界的研判，往往就合作社谈合作社，引经据典来研判、甚至根据“三位一体”中的三项原则的各种组合来辨识现实中的合作社，大多没有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基于效率的原则，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高度来辨析、研判合作社。一味地在表面原则，如自愿进出、社员使用、惠顾返还比例的高低或者是对成员所有、成员民主管理与盈余按惠顾返还三项原则如何组合、舍取才是合作社进行辩论，而这些原则或组合、舍取标准又与我国现实中合作社实施的原则、标准相抵触，当然对合作社质性底线就无法达成共识。 （2）合作社理论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合作社的质性含义，其内核应小而外延应该越来越大，各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质性定义，合作社的质性应不断调整以适应各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事实上，广大农户才是合作社理论的伟大创造者和实践者。西

方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商品化、产业化与合作化几乎同时进行，欲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分化不严重，生产资料差异不大，资源大体均等且合作文化普及，因而生产资料大体均等、劳动者人人平等、尊重劳动成果是西方合作社制度发展演进的逻辑起点，依该起点结合西方农业合作化成功的实践探索，最后总结出经典合作制原则：惠顾者拥有、民主管理、盈余按交易额返还及股金收益有限，这既符合西方当时的实际情况，又顺应了当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合作社及社员的生产经营效率。因而，西方将依据该原则建立的生产经营组织定义为农业（农场主）合作社（如ICA所做的工作），但时过境迁之后，西方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的条件在当前的中国已寻不到，那么，中国基于当前的现实国情，合作社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及其实践，依据我国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发展演进的逻辑起点（产权结构上“一股”或“数股”独大，管理中不同程度的“内部人控制”，按股分配倾向）所演化出的合作社，来定义中国的合作社是否可行？如果这类合作社是有效率的，能实现合作各方共盈，能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为什么不能将其定义为是中国（特色）的合作社？总之，合作社绩效分析暗示我们不应教条，不应本末倒置。那么应如何定义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质的规定性呢？应有四个层面：一是效率层面，即合作社首先必须是一类有效率的生产经营组织。这是核心问题，也是先决条件，合作社质性规定与其制度特征首先应表现出的是“建立在家庭农业基础之上，为提高其生产经营效率服务的组织”，说穿了是为农业现代化服务的组织。换言之，作为一种农业领域的生产经营组织，如果合作社不能提高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效率，不能为农业现代化服务，那么再经典、再合意的合作社对农户增收、农业发展，以至对国家现代化来说将毫无价值，探讨其质性规定与制度特征也将毫无意义；二是合作社的属性定义，在第一点的基础上才谈得到第二点，即合作社的属性定义必须是描述一类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能为该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服务、以农户为主体构建的生产经营组织的属性特征；三是合作社的基本制度特征，这是属性定义的具体体现，是本质属性的多侧面的表现；四是符合程度，即定义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依据效率原则所确定的、合作社的属性定义及其基本制度特征的经济组织属于合作社。

（3）关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与创新。由于发展合作社的内、外部条件及其产生演进的路径与西方不同，我国多数合作社从出现伊始，其制度安排就表现出非经典的特征，大多带有股份化特征（农业部《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报告》，2017）。许多研究者用西方经典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和制度特征来考量我国的合作社，认为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合作社，或者只有20%，[10]进而提出要规范国内的合作社，要按西方经典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及制度安排对中国的合作社先规治、后发展。实际上，这一观点所暗含的前提是“西方经典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及其制度安排”是适合中国的，可理论界至今尚未证明这是在中国“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合作社绩效分析的结论留给我们的启示还有：①作为一类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制度安排，甚至合作制原则均可以变，只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对效率的追求。农业现代化以及农业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农业生产一定是“选择”那些能适应新环境、新变化并能在新环境、新变化中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因而合作社的发展、创新应遵循效率原则，而不是形式原则；②当前我们对合作社发展创新的底线评判应纳入推动农业现代化或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视野中来讨论，仅仅讨论合作社能否守住经典合作制的底线，通过“三位一体”中成员三个身份间的两两组合来辨析合作社的真伪，或者讨论在大户、龙头企业等牵头领办的合作社中治理结构是否合理、是否严格遵循“一人一票”原则、股权是否均等、分配是否合理（是否有60%盈余按交易额二次返还），甚至要对合作社先规治、后发展，等等，都是不可行的，后一种方法可能会重蹈人民公社的覆辙，应跳出合作社，甚至农业来研究合作社的发展与创新问题。我们发展合作社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并且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不只合作化一条），不应单纯地为发展合作社而发展合作社，因而我们应将合作社的质性及制度边界拓展，以给实践中的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与创新留下足够的制度空间，拓展多大应以效率为标准，以民主原则为底线。当前，实践中的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具有要素联合的性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使用者往往不同一，他们同在一个合作社中，为了共同的目的联合在一起进行生产经营，看这种联合是否属合作性质，不是从形式上看他们的身份，而是看他们所形成的联合体关系能否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即只要他们坚持合作社是农户参与，是一种以提高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效率的经济组织，在重大事项上坚持民主决策，并构建了比较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了参与者的生产经营效率和收益，这种联合体就具有了（中国特色的）合作社性质；③前述合作社的含义将会包含理论界谓之“不规范”的合作社，但这些合作社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中国现实国情的选择。同样，西方合作社发展所走的道路是西方现实国情的选择，它们的合作社不断实践所形成的经典合作制原则是适合西方农业合作化的，但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因而我们不能用经典合作制来对中国的合作社发展变革“生搬硬套”。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条件，合作社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合作文化、成员素质等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中国合作社应有自己的内涵，进而中国合作社的发展、创新也一定是与西方不同的，是超越经典的，这样看来，“在坚持经典合作制原则下进行合作社的发展与创新”不是也不应该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创新与发展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④发展合作社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前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应允许一部分人（勇于合作化探索、投入多、承担风险大的农民生产或贩销大户）先富起来。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市场经济中各生产经营者的能力发

展也是不均衡的，合作社成员拥有的资金、人力及社会资源是有差异的，合作理想要实现社员均衡地共同富裕是很困难的，这将会极大地损失效率。当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实践中，越来越重视效率，公平淡化已是大势所趋，因为与西方发展经典合作社的那个时代相比，当前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味地追求公平，将极大程度上丧失效率，合作社成员没有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员特别是核心成员不再愿意牵头成立合作社或者向合作社投资，从而严重影响了合作社的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合作社甚至都无法生存，根本谈不上公平的实现。因此，对于市场经济中的合作社来说，生存与发展是第一位的，必须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因而其运行机制、分配机制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该允许投入多、承担风险大的核心成员先富起来，再合理引导，加强民主管理，实现带动广大农户共同致富的目标；⑤未来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会发生一系列分化，《合作社法》所构建的理想制度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合作社唯一的制度安排模式，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路径一定是超越经典的。但不管其今后会演变成什么类型、异化为什么组织，先让其在农业社会化大生产中发展，不要急于去甄别它，甚至否定它，认为中国没有合作社或只有20%等，关键是要看它能不能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能不能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给广大农户带来实惠。当前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安排大多是非经典的，大多带有股份化特征，[11]理论界已认识到合作社股份化发展是中国现实国情造成的，但这种合作社发展是否可持续？西方没有先验性经验（中国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所面临的问题，西方现代化国家农业合作化时从未遇到过），但事实胜于雄辩，市场经济遵循优胜劣汰法则，所以实践中生存发展得好，确实能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并能得到广大农户衷心拥护、支持的合作社一定是切合中国现实、符合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社。

综上所述，合作社绩效分析结论向我们揭示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与创新的关键是要看合作社或者那些所谓有名无实的合作社是否顺应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否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是否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即效率追求才是合作社发展变革永恒的最终目标（过多的目标追求，特别是益贫等目标可能会成为“生不逢时”、比较弱小，又面临与龙头企业等强大经济实体竞争、在“夹缝”中生存的专业合作社不可承载之重）。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