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技巧】 谈公诉人的法庭辩论技巧

法庭辩论是指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公诉人利用法庭调查阶段出示的证据和认定的事实，向法庭全面阐述主张成立的理由，驳斥辩护方不恰当的辩护理由，以使法庭准确地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诉讼活动．法庭辩论是法庭审理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公诉人综合素质的全面体现，直接决定出庭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检察机关的形象和威信．笔者仅就公诉人法庭辩论技巧谈几点看法，希望对公诉人出庭有所帮助． 一、掌握主动，条理清晰

掌握辩论的主动，就是要有效地控制辨论场面，辩护人以及被告人力求在辩护阶段就案件的事实、性质、量刑等方面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来争取法庭和旁观者的理解．对此，公诉人既不必一一反击，也不能漠视不理，而是要以有力的答辩来控制辩题的方向，争取主动．公诉人要根据庭审情况及时调整答辩提纲，选择有利时机，灵活选择答辩方式进行答辩．二是有选择地对辩护人提出的数个辩题中的一个或数个关系到定罪量刑的辩题进行答辩，对辩护人提出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不纠缠，以免影响合议庭的注意力，影响对案件关键问题的判断．如李某故意伤害案件，辩护人往往阐述被告人平时表现如何好，尊老爱幼等等，并提出了大量材料来证实，例如被告人与邻居家的孩子非常要好，经常在一起玩，辩护人的意图就是想说明被告人主观恶性不深，应从轻处罚．旁听群众此时也表露出对被告人的同情．此时，公诉人不要先作评价，而应转移旁听群众的注意力，将注意力转移至被害这一方来．运用大量翔实的数据，向法庭介绍被害人平时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在学校里也是好学生，此次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躺在病床上已近半年不能康复．不仅给被害人家里带来很大经济负担，而且更给被害人肉体带来巨大痛苦，其母亲每天望着病床上的孩子只能以泪洗面．此时，旁听群众对被告人的同情已经转化成了愤怒，法庭气氛朝着有利于公诉方发展．

二、抓住对方弱点进行辩论

在法庭辩论中，公诉人除了据理力争外，还需认真思考、敏锐地觉察辩护人的弱点，迅速做出反应，用简洁语言，尽快结束辩论．如杨某某故意杀人案，被告人用爆炸方法敲诈勒索他人钱财，辩护人对公诉机关的定性提出异议，认为应定爆炸罪，公诉人敏锐地抓住了辩护人的这一弱点，迅速反击．在答辩时，公诉人提出辩护人的职责是依据事实、证据，依法为被告人无罪、罪轻进行辩护，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属侵犯公民财产犯罪的一种，辩护人则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爆炸罪，属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对于侵犯财产罪的性质更为严重，辩护人的辩护意图是否应对被告人予以更严重的处罚呢？辩护人此时无言以对．又如，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件中，被告人用脚将被害人身体踢了数下，最后造成被害人脾破裂的后果．辩护人针对起诉书中的“数下”一词有异议，认为“数下”的使用不科学，含糊不清．对此，公诉人在答辩时，首先从案件证据上分析，被告人交待对被害人踢了很多脚，具体踢多少下记不清了，被害人称当时被踢了很多下，也记不清了，无法确定究竟是几下，公诉人提出在起诉书中认定“数下”恰恰是科学的表现，而不是含糊不清，这正是模糊概念的具体运用．辩护人对此亦未继续纠缠．

三、对方纠缠，适时解脱

在辩护人纠缠不休，或自己处于被动时，要尽力解脱答辩．一是作同意性表态．辩护意见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起诉书又未认定的，公诉人应表明同意辩护意见，建议法庭予以认

定．二是作说明性表态．对于起诉书已作认定或公诉意见已阐明的问题，辩护人再次提出，公诉人只需说明控辩双方意见一致，不需再作答辩．对于某个有欠缺的证据，辩护人抓住不放时，公诉人要敢于承认欠缺的存在，并说明欠缺存在的原因，然后阐明此证据虽有欠缺，但全案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犯罪的理由．这样一来，不仅轻而易举地从纠缠中和被动中解脱出来，而且也能表现出公诉人客观公正的态度和风度．蕌

四、补救失误的技巧

补救是指公诉人在法庭辩论中，发觉有表达不完整或不正确时，适时、巧妙地进行修正、补全．由于法庭辩论是控辩双方直接就案件的实体、程序等一系列问题而展开，辩论的内容往往涉及面广，即使是一名优秀的公诉人也不能保证在具体的、细节的或突然出现的问题上一点不漏．因此，如何对应呢？有的认为应不吭声，不承认，这不是好办法，不吭声，辩护人会纠缠不放，一轮一轮地逼近，最后公诉人会更加难堪，不承认，讲死理，也会有损公诉人形象．对于错答，公诉人应有一个正确态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补救．一是对于在前一轮的错误，在庭上有能力纠正过来的，可委婉地承认答错了．比如说，本公诉人的观点在前一轮未能阐述清楚，现就辩护人的观点作如下答辩，接着再阐述正确的观点．二是在庭上由于手头上的数据不全或其他因素，不能对辩护人的观点予以有力的回答，则可以这样表述：刚才辩护人的观点，公诉人也充分了解，我的观点也已经全面阐述，不再赘述，这两种观点虽严重对立，难以统一，请合议庭据事实和法律在评议时一并予以充分考虑．言外之意，是不再纠缠，如辩护人再要纠缠，法庭也会制止．再一种情况就是漏答的补救．有两种情况：一是有意漏答．即公诉人先回避后补救．辩护人提出四点辩护理由，在第一轮答辩时，有一观点不好答辩而又不能不答，在答辩时，可先归纳一下，将辩护人的观点分为几点，先行答辩，继续思考答辩另一观点的方法．在第二轮时，辩护人再提出，第二诉人可再从容答辩．二是无意漏答．即答辩时，对辩护人提出的某一观点没有注意而没有答辩．当辩护人再提出时，公诉人则可以这样表述：刚才可能公诉人没有听清楚，或辩护人没有说清楚，现在公诉人就这个问题作如下答辩．这样就很委婉，也能收到很好的庭审效果．

刑事辩护中的程序辩护

在刑事诉讼中，加强和完善程序性辩护对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司法部门的行为，维护诉讼程序的地位和重要意义．

辩护是刑事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作为一项权利，刑事被告人既可以自己辩护，也有权聘请辩护人为其辩护．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随着其参与刑事诉讼的范围的扩大而日渐突出，辩护人不仅可以在刑事审判中为刑事被告人辩护，而且可以在起诉阶段、甚至于可以在侦查阶段为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范围的不断扩大，曾被人们认为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取得“里程碑”性质的进步的重要原因． 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范围的不断扩大，对于强化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范围的扩大，并不能完整地说明刑事辩护制度在近现代的发展变化，因为，除了参与范围的扩大，刑事辩护人的责任的变化，也是辩护制度的一种不应忽视的重要发展． 在传统的辩护理论和辩护实践中，辩护人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这种解释，刑事辩护只是实体性质的，即仅仅是指针对有关刑事实体问题所进行的辩驳、辩解性的活动．不论是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还是提出意见，刑事辩护均只是围绕着刑事实体法律问题进行的．然而，除了这种实体性质的刑事辩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刑事辩护，即程序性刑事辩护．所谓程序性刑事辩护是指：在刑事辩护中以有关部门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程序违法为由，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要求未依法进行的诉讼程序应予补充或者重新进行、非法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等，从程序方面进行辩护的方法． 显然，程序性辩护应是一种典型的刑事辩护方法．但根据以往对刑事辩护的解释，这类依据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进行的辩护，一般不予认可．刑事诉讼法对辩护所规定的只是“根据事实和法律”，虽然并未明确排除程序性的事实和法律，然而，人们对此均理解为，这里所谓的“事实”，是指刑事案件中的有关事实、证据；而“法律”则仅是指刑事实体法律．司法实践也表明了对这种理解的认可．因此，程序性辩护目前尚只是一种在司法实践中基本无效的辩护方法．

之所以应将程序性辩护作为一种典型的刑事辩护方法，主要是因为：

首先，程序性辩护是刑事辩护存在的更广泛基础．事实表明，实体辩护若要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地产生影响，是以侦查、司法机关在刑事实体问题上确实存在错误为前提的．然而，这种前提的广泛存在却并非现实．司法实践中，从侦查、起诉到审判，、司法机关在刑事实体问题上发生错误，对无罪之人或其他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之人进行刑事追究的情况，虽然时有发生，但并非普遍存在．因此，单一的实体性辩护方式，有使刑事辩护的广泛存在受到怀疑的危险．在只重视实体性辩护的前提下，人们往往是从防止可能出现的实体性错误来强调辩护的重要性．然而，以预防、纠正现实中“可能”出现但并非普遍存在的实体错误，作为刑事辩护广泛存在的必要性的基础，终究给人以基础不够扎实的感觉，辩护的重要性因此极易受到怀疑．在、司法机关认为案件并不存在实体性错误的时候（这是实践中的常例），辩护就不可能再受到重视．即使是辩护律师，在认为案件中不存在实体性错误的时候，虽然存在着、司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的现象，也往往会感到辩护的必要性十分可疑．因此，增加程序性辩护这种方式，使辩护不仅可以针对案件中有利于被告人的实体性质的事实和法律，而且可以针对违反法定程序的现象，将使刑事辩护的广泛存在有了更为扎实的基础． 其次，程序性辩护的存在，有助于规范侦查、司法部门的行为，预防、遏制、减少其违反诉讼规则的现象．司法实践表明，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行为主体往往是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机关．虽然我国的有关法律对此作了严格禁止的规定，并设置了其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以防止、纠正违反诉讼规则的现象，但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行为，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并非罕见．这与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行为难以被揭露或被揭露后难以受到重视，有着密切关系．被告方利用程序性辩护方法，不仅可以更充分地揭露程序违法现象，而且可以更迫切要求予以纠正．

再次，程序性辩护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刑事诉讼程序的地位，维护诉讼程序的尊严．诉讼程序的尊严有赖于人们对其的尊重和遵守．程序性刑事辩护的存在，使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现象成为刑事辩护的对象，对于促进人们重视并遵守诉讼程序，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作为与刑事实体性辩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辩护，刑事程序性辩护对于“重实体、轻程序”现象和观念的纠正，对于实现刑事程序所应有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职权机关的行为等价值，具有直接的、积极的意义．

当然，程序性刑事辩护方法在现实中虽然已被辩护方经常采用，但作用却不明显，其原因在于，程序性辩护上述重要意义的实现，有赖于相关法律的完善．只有在刑事诉讼法对此予以充分肯定、明确保障的基础上，其一系列意义才有可能实现．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对此却尚未予以明确、充分地肯定．例如，非法证据的排除，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并不包括非法实物证据，这使针对非法收集证据行为的程序性辩护，几乎变得毫无意义． 因此，程序性辩护广泛、有效的展开，首先有赖于法律对刑事诉讼程序规则的充分肯定，使之成为如同刑事实体法那样的不可违反的法律规范，而不仅仅是一种可遵守也可违反的“软法”．其次，应当充分认识到辩护方的辩护对预防、纠正违反诉讼程序规则行为、现象的积极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职权机关之间的“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辩护方法的这种改变，所预示的积极意义十分重要，理应引起理论界和立法、司法实务界的充分注意． 在刑事诉讼中，加强和完善程序性辩护对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司法部门的行为，维护诉讼程序的地位和重要意义．

辩护是刑事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作为一项权利，刑事被告人既可以自己辩护，也有权聘请辩护人为其辩护．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随着其参与刑事诉讼的范围的扩大而日渐突出，辩护人不仅可以在刑事审判中为刑事被告人辩护，而且可以在起诉阶段、甚至于可以在侦查阶段为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范围的不断扩大，曾被人们认为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取得“里程碑”性质的进步的重要原因． 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范围的不断扩大，对于强化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范围的扩大，并不能完整地说明刑事辩护制度在近现代的发展变化，因为，除了参与范围的扩大，刑事辩护人的责任的变化，也是辩护制度的一种不应忽视的重要发展． 在传统的辩护理论和辩护实践中，辩护人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这种解释，刑事辩护只是实体性质的，即仅仅是指针对有关刑事实体问题所进行的辩驳、辩解性的活动．不论是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还是提出意见，刑事辩护均只是围绕着刑事实体法律问题进行的．然而，除了这种实体性质的刑事辩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刑事辩护，即程序性刑事辩护．所谓程序性刑事辩护是指：在刑事辩护中以有关部门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程序违法为由，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要求未依法进行的诉讼程序应予补充或者重新进行、非法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等，从程序方面进行辩护的方法． 显然，程序性辩护应是一种典型的刑事辩护方法．但根据以往对刑事辩护的解释，这类依据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进行的辩护，一般不予认可．刑事诉讼法对辩护所规定的只是“根据事实和法律”，虽然并未明确排除程序性的事实和法律，然而，人们对此均理解为，这里所谓的“事实”，是指刑事案件中的有关事实、证据；而“法律”则仅是指刑事实体法律．司法实践也表明了对这种理解的认可．因此，程序性辩护目前尚只是一种在司法实践中基本无效的辩护方法．

之所以应将程序性辩护作为一种典型的刑事辩护方法，主要是因为：

首先，程序性辩护是刑事辩护存在的更广泛基础．事实表明，实体辩护若要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地产生影响，是以侦查、司法机关在刑事实体问题上确实存在错误为前提的．然而，这种前提的广泛存在却并非现实．司法实践中，从侦查、起诉到审判，、司法机关在刑事实体问题上发生错误，对无罪之人或其他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之人进行刑事追究的情况，虽然时有发生，但并非普遍存在．因此，单一的实体性辩护方式，有使刑事辩护的广泛存在受到怀疑的危险．在只重视实体性辩护的前提下，人们往往是从防止可能出现的实体性错误来强调辩护的重要性．然而，以预防、纠正现实中“可能”出现但并非普遍存在的实体错误，作为刑事辩护广泛存在的必要性的基础，终究给人以基础不够扎实的感觉，辩护的重要性因此极易受到怀疑．在、司法机关认为案件并不存在实体性错误的时候（这是实践中的常例），辩护就不可能再受到重视．即使是辩护律师，在认为案件中不存在实体性错误的时候，

虽然存在着、司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的现象，也往往会感到辩护的必要性十分可疑．因此，增加程序性辩护这种方式，使辩护不仅可以针对案件中有利于被告人的实体性质的事实和法律，而且可以针对违反法定程序的现象，将使刑事辩护的广泛存在有了更为扎实的基础． 其次，程序性辩护的存在，有助于规范侦查、司法部门的行为，预防、遏制、减少其违反诉讼规则的现象．司法实践表明，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行为主体往往是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机关．虽然我国的有关法律对此作了严格禁止的规定，并设置了其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以防止、纠正违反诉讼规则的现象，但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行为，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并非罕见．这与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行为难以被揭露或被揭露后难以受到重视，有着密切关系．被告方利用程序性辩护方法，不仅可以更充分地揭露程序违法现象，而且可以更迫切要求予以纠正．; 再次，程序性辩护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刑事诉讼程序的地位，维护诉讼程序的尊严．诉讼程序的尊严有赖于人们对其的尊重和遵守．程序性刑事辩护的存在，使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现象成为刑事辩护的对象，对于促进人们重视并遵守诉讼程序，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作为与刑事实体性辩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辩护，刑事程序性辩护对于“重实体、轻程序”现象和观念的纠正，对于实现刑事程序所应有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职权机关的行为等价值，具有直接的、积极的意义．

当然，程序性刑事辩护方法在现实中虽然已被辩护方经常采用，但作用却不明显，其原因在于，程序性辩护上述重要意义的实现，有赖于相关法律的完善．只有在刑事诉讼法对此予以充分肯定、明确保障的基础上，其一系列意义才有可能实现．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对此却尚未予以明确、充分地肯定．例如，非法证据的排除，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并不包括非法实物证据，这使针对非法收集证据行为的程序性辩护，几乎变得毫无意义． 因此，程序性辩护广泛、有效的展开，首先有赖于法律对刑事诉讼程序规则的充分肯定，使之成为如同刑事实体法那样的不可违反的法律规范，而不仅仅是一种可遵守也可违反的“软法”．其次，应当充分认识到辩护方的辩护对预防、纠正违反诉讼程序规则行为、现象的积极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职权机关之间的“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辩护方法的这种改变，所预示的积极意义十分重要，理应引起理论界和立法、司法实务界的充分注意． 在刑事诉讼中，加强和完善程序性辩护对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司法部门的行为，维护诉讼程序的地位和重要意义．

辩护是刑事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作为一项权利，刑事被告人既可以自己辩护，也有权聘请辩护人为其辩护．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随着其参与刑事诉讼的范围的扩大而日渐突出，辩护人不仅可以在刑事审判中为刑事被告人辩护，而且可以在起诉阶段、甚至于可以在侦查阶段为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范围的不断扩大，曾被人们认为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取得“里程碑”性质的进步的重要原因． 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范围的不断扩大，对于强化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范围的扩大，并不能完整地说明刑事辩护制度在近现代的发展变化，因为，除了参与范围的扩大，刑事辩护人的责任的变化，也是辩护制度的一种不应忽视的重要发展． 在传统的辩护理论和辩护实践中，辩护人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这种解释，刑事辩护只是实体性质的，即仅仅是指针对有关刑事实体问题所进行的辩驳、辩解性的活动．不论是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还是提出意见，刑事辩护均只是围绕着刑事实体法律问题进行的．然而，除了这种实体性质的刑事辩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刑事辩护，即程序性刑事辩护．所谓程序性刑事辩护是指：在刑事辩护中以有关部门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程序违法为由，

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要求未依法进行的诉讼程序应予补充或者重新进行、非法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等，从程序方面进行辩护的方法． 显然，程序性辩护应是一种典型的刑事辩护方法．但根据以往对刑事辩护的解释，这类依据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进行的辩护，一般不予认可．刑事诉讼法对辩护所规定的只是“根据事实和法律”，虽然并未明确排除程序性的事实和法律，然而，人们对此均理解为，这里所谓的“事实”，是指刑事案件中的有关事实、证据；而“法律”则仅是指刑事实体法律．司法实践也表明了对这种理解的认可．因此，程序性辩护目前尚只是一种在司法实践中基本无效的辩护方法．

之所以应将程序性辩护作为一种典型的刑事辩护方法，主要是因为：

首先，程序性辩护是刑事辩护存在的更广泛基础．事实表明，实体辩护若要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地产生影响，是以侦查、司法机关在刑事实体问题上确实存在错误为前提的．然而，这种前提的广泛存在却并非现实．司法实践中，从侦查、起诉到审判，、司法机关在刑事实体问题上发生错误，对无罪之人或其他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之人进行刑事追究的情况，虽然时有发生，但并非普遍存在．因此，单一的实体性辩护方式，有使刑事辩护的广泛存在受到怀疑的危险．在只重视实体性辩护的前提下，人们往往是从防止可能出现的实体性错误来强调辩护的重要性．然而，以预防、纠正现实中“可能”出现但并非普遍存在的实体错误，作为刑事辩护广泛存在的必要性的基础，终究给人以基础不够扎实的感觉，辩护的重要性因此极易受到怀疑．在、司法机关认为案件并不存在实体性错误的时候（这是实践中的常例），辩护就不可能再受到重视．即使是辩护律师，在认为案件中不存在实体性错误的时候，虽然存在着、司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的现象，也往往会感到辩护的必要性十分可疑．因此，增加程序性辩护这种方式，使辩护不仅可以针对案件中有利于被告人的实体性质的事实和法律，而且可以针对违反法定程序的现象，将使刑事辩护的广泛存在有了更为扎实的基础． 其次，程序性辩护的存在，有助于规范侦查、司法部门的行为，预防、遏制、减少其违反诉讼规则的现象．司法实践表明，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行为主体往往是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机关．虽然我国的有关法律对此作了严格禁止的规定，并设置了其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以防止、纠正违反诉讼规则的现象，但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行为，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并非罕见．这与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行为难以被揭露或被揭露后难以受到重视，有着密切关系．被告方利用程序性辩护方法，不仅可以更充分地揭露程序违法现象，而且可以更迫切要求予以纠正．

再次，程序性辩护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刑事诉讼程序的地位，维护诉讼程序的尊严．诉讼程序的尊严有赖于人们对其的尊重和遵守．程序性刑事辩护的存在，使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现象成为刑事辩护的对象，对于促进人们重视并遵守诉讼程序，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作为与刑事实体性辩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辩护，刑事程序性辩护对于“重实体、轻程序”现象和观念的纠正，对于实现刑事程序所应有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职权机关的行为等价值，具有直接的、积极的意义．

当然，程序性刑事辩护方法在现实中虽然已被辩护方经常采用，但作用却不明显，其原因在于，程序性辩护上述重要意义的实现，有赖于相关法律的完善．只有在刑事诉讼法对此予以充分肯定、明确保障的基础上，其一系列意义才有可能实现．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对此却尚未予以明确、充分地肯定．例如，非法证据的排除，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并不包括非法实物证据，这使针对非法收集证据行为的程序性辩护，几乎变得毫无意义． 因此，程序性辩护广泛、有效的展开，首先有赖于法律对刑事诉讼程序规则的充分肯定，使之成为如同刑事实体法那样的不可违反的法律规范，而不仅仅是一种可遵守也可违反的“软法”．其次，应当充分认识到辩护方的辩护对预防、纠正违反诉讼程序规则行为、现象的积极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职权机关之间的“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

刑事辩护方法的这种改变，所预示的积极意义十分重要，理应引起理论界和立法、司法实务界的充分注意．

大案辩护技巧

在大要案刑事辩护中，律师只有明确自己是什么，能够干什么，才会更清楚要干好什么．否则在大案要案辩护中一味责怪“我讲我的，你判你的”、“如何判决与律师何干”种种不尽人意的“外因”，而不在“辩在于精、理在于行”的内因上下功夫，无助于律师在个案及整体执业水平提高．

“重在参与，不计胜负”作为以“成败论英雄”、以“

结果论是非”的相对论，在现实生活中可作为一种自慰，却不为人们普遍接受，经济生活中一般意义上的“白猫黑猫论”，高考中的“唯分数论”均如此．但是大案要案刑事辩护则不同，“重”诉讼过程，“轻”诉讼结论，应当成为诉讼辩护行为准则．

首先，从诉讼法理而言，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经合法程序所产生的结论，不管是否合理，均应接受，传遍中国诉讼法学界及司法界的美国辛普生案典型意义亦在于此．自九十年代初启动的我国审判方式改革，又经1997刑事诉讼确认的庭审模式，已相当突出诉讼程序过程的性及重要性．

其 次，从辩护制度的作用而言，律师辩护旨在为法官断案创造兼听则明的条件，律师无权断案，也无权左右法官如何断案．

再次，从诉讼证明责任及认识论角度而言，举证责任在“民”，证明责任在“官”，对同一事实控辩双方的认识会有差异，依法唯有法官才能下判，一旦判决生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基于以上缘由，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欲否定或改变指控内容，唯有在诉讼过程中“下足功夫”，才有可能“功夫不负有心人”，获得理想的裁判结论．大案要案刑事辩护，“重”诉讼过程，“轻”诉讼结论除以上所述缘由，更有以下特别需要注意之处：

l、大案要案审查要求之严厉、规格之高，不是一般刑事案件可比拟．无论在事实认定、理解及法律适用方面，笔者不认为作为—名辩护律师会比司法机关有更高明之处．当然人无完人，大案要案即使经过高规格的审查程序，不排除仍会存在事实证据、法律适用问题．作为一名辩护律师要提出不同于已有结论的意见，争取不同于已有结论的辩护结论为所采纳，应当清楚自己是什么，能够干什么，怎么干什么．不切实际的“重”结论，向当事人许诺诉讼结论，效果不是欺己便是欺人．

2、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胜诉、败诉问题，在笔者看来，根据法律规定，辩护律师的职责是据实依法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否采纳辩护律师的

意见，取舍权在法官．

3、坚持刑事辩护优劣的正确评判标准，不以结论是非论英雄．衡量辩护律师胜诉败诉的标准应当是看他是否发现了所有应当发现的事实依据及法律适用问题；是否很好地组织运用这些问题表达出有利于被告的辩护意见；是否能审时度势地采用恰当的方式让法庭接受辩护律师的意见．律师辩护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对检察机关公诉、判决发挥有限的监督制约作用． ??

律、讲政治、讲社会效果

刑事辩护应当讲事实，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更是以法律为唯一法宝．离开法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将一事无成．

相当部分刑事诉讼庭审调查举证质证及辩论中，控辩双方激烈交锋，主要是事实之争，而不是法律之争．可是不少事实之争与法理见解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不少事实之争所涉及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领域．法律并不是空洞、抽像之物，要注意通过律来讲政治，讲社会效果，笔者以为这符合目前的国情．无论是社会文化传统观念，还是公众评价标准，目前我国上上下下对法律的崇尚，虽已过渡出启蒙阶段，可尚没有到达“法律至上”的境地．

通过律来讲政治、讲社会效果，律不仅是途径，还是动因．庭审诉讼，分析论证控辩事实不能脱离程序法所确定的诉讼规则，更不能脱离实体法所确定的判断讼争是非的规格、标准．因此，事实之争也是法律之争．没有法理识辩能力，既无法进行有力的事实之争，也无法对事实之争作出正确的判断．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如果不能坚定的树立起基于对党和国家坚持依法治国方略的信心，基于对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依法办案的信任，基于律师工作的特点所开展的“重”诉讼过程、“重”庭审举证质证有效的辩护，很难会取得或根本不可能会取得实际的、良好的辩护效果．??

举证质证“嘴硬”，法庭辩论“嘴软”

因此，大案要案的刑事辩护，关键不在如何进行法庭辩论，而在于法庭调查如何质证举证．

1997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庭审模式及审判方式改革，已将律师法庭辩护的重心从法庭辩论阶段前移至法庭调查阶段．在时间上，控辩双方在庭审调查阶段可以对证据进行质证辩论；在内容上，包括对证据的关联性、客观性及合法性，从实体到程序均可作为质证辩论的范围．庭审调查阶段的举证质证，重中之重．

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达到客现真实的程度，客观真实需要由确凿、充分的证据作支撑．案件证据辩清论明，辩护结论则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物，无需多费口舌，有时还不言自明．当然法庭辩论是控辩双方在举证质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论证举证质证思路要点，亦是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继续和展开．

从法理角度讲，对基于同一法律规范调整的同一事实，控辩审三方应当有基本一致的看法，不会发生很大的或原则性的分歧．辩护人并非一定要提出与控方不同的观点才能显出辩护人的价值，辩护人提不出不同观点的案件并非没有辩护人的作用．即使辩护人认为有不同观点，且据实依法有理有据，也要思忖如何提出，方式要得当，用词要谨慎．可适度加强表达力，却要把握分寸，不能因为控方某个证据存在瑕疵，便出言指责控方“草菅人命”等．除此，大案要案的辩护还要从实际出发，考虑辩护论点的可行性．

庭审调查阶段，举证质证不“手软”，追求举证、质证原理与技术在庭审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辩护论点定位应适度．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刑事辩护原理讲，属于法定的辩护种类，虽不同于“无罪辩护”，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辩”进退余地大，且相当靠拢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相对无罪”或“疑罪从无”，虽“宁软勿硬”，其实则为“软中有硬”、“棉里藏针”．在是非已讲清理明情况下，遇到仍不明事理的“蛮缠”，并非要将对方驳得哑口无言方才解“馋”，点到为止更显律师儒雅学识，大度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