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水浒传_看江湖文化_二_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二）

□王学泰

三

江湖因江湖人而存在

１．江湖是一个“

场”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个判断不对。因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有数千年的历史，而谈论“江湖”只是近千年的事。我认为是有了江湖人才有江湖。如果有人非得问江湖到底是什么？江湖到底在哪里？我说：江湖在城镇，也在乡村；在热闹繁华的市井，也在荒寒闭塞的山野；在四通八达的道途，也在湖光飘渺的湖海。也就是说哪里有江湖人的身影，有江湖人在那里为生活而奋斗，哪里就有江湖。这正像电场因为电子的流动而存在一样，江湖也是个“场”，有了江湖人的活动，江湖这个“场”就形成了。那些自然存在的空间如果没有江湖人的活动，那里就是道路，那里就是市井，那里就是乡野，那里就是江河湖海，而不是我们所要论述的江湖。那里一旦有了江湖人为生活而奋斗，那里就变成了江湖，就是我们所说的江湖。

《

水浒传》中许多地方写到了江湖，如东京桑家瓦子里有说话人在那里演说《三国志平话》；郓城县的勾栏里有白秀英在那里演唱诸宫调；渭州街头有打虎将李忠在那里打把势卖艺；揭阳镇上病大虫薛永在那里耍枪弄棒，以博衣食。这些地方因为有了江湖人的奋斗便成为了江湖。从空间上来说，市井、乡村、道路湖海都可以是江湖，也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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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江湖，关键在它是不是江湖人活动的场所。

２．游民因为流动而成为江湖人

那么什么是江湖人呢？是不是生活在城镇的下层民众，我们经常称之为市井细民的呢？我说不是，更不是蜷曲在乡村的宗法农民。其根本的差别就在于江湖人是流动的；市井细民和宗法农民基本上是不流动的。评书艺人中流传着一首描写他们生活和心态的开场诗《西江月》：“一块醒木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为家，万丈风涛不怕。”从这个江湖艺人自述词《西江月》的上半阕就可以看出来，江湖人是“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而市井细民和宗法农民是不流动的，不会听了书、看了戏，就跟着江湖艺人走了，也可能有，那是极个别的追星族。

长期生活在稳定不变的宗法社会的人们，只有在控制他、也保护他的共同体对他不起作用的时候，为了生存他才会流动起来。此时流动起来的宗法人（流动既久就成为了游民）就会产生与宗法人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游民独特的生活状况和经历必然形成与宗法人迥然不同的思想性格。游民是构成江湖人群体的基本群众。

既然宗法人因为脱离宗法网络，流动起来会逐渐地变为江湖人，从而形成江湖，那么为什么文人士大夫和商人的流动不能形成江湖呢？

在宗法社会中大多数人（主要是农民）是稳定地生活在他所在的土地上的。能够流动起来的却并不只是被迫脱序（脱离主流社会秩序）的游民，还有士人，还有商人。自春秋战国以来，士人流动便成为经常的现象，并有“游士”群体的形成。后来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士人虽然不能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在国与国之间流动了，但是他们要出仕做官，就要游学、

游宦。“游学”就是到处去寻师访友，求学上进，并扩大自己的影响，让社会认识自己；“游宦”呢，就是做官。古代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各地的地方官是在不断地轮换的，特别是明清两代地方行政官吏一般不能在本省做官，要做官的文人士大夫就要全国到处跑，到老才能归乡。

３．士人、

商人的流动为什么成不了江湖人作为预备官吏的文人士大夫是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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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他们来统治中国。古代交通不发达，信息传递慢。宗法制度（各地都有强宗大族）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本来是易于使地方势力崛起，形成许许多多独立的小国，像欧洲一样，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虽然中国的确有过分裂的时候，但总的说来，统一还是历史的主流。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了这些流动起来的文人士大夫，这些具有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文人士大夫到处流动做官，把这些零零碎碎的布头缝合到一块，成为一个五彩斑斓的大一统的国家。因此，这种游宦制度，不仅在政治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而且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文人士大夫们把文化从先进地区带到落后地区，有时候我们一谈到古代史的时候，大家伙就感到黑暗一片似的，实际不是这样。古代游宦的士人们把儒家倡导的文明带到蛮荒之地，使那里告别野蛮，接受文明。如果说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其他地区的文明因为不如黄河流域的先进，逐渐地被融合取代，其优秀部分被吸收），春秋战国期间这里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江苏浙江一带则是“百越文身”之地，至于两广云贵尚属未开化地区。可是为什么后来这些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差不多了呢？甚至有些地区（如江浙）的文化超过了中原地区呢？应该说中国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统一过程中，这些文化从先进地区传到落后地区，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游宦的文人士大夫起了决定作用。有人反驳说：“千里做官，为了吃穿，这些当官的都是捞钱去的。”这些说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即使就是为捞钱去的，士人到了他做官的地方，只要行政，必然把中原一套行政理念带到那里去。这种行政理念是基于先进的儒家文化的，本来是挺荒蛮的地区，在这套行政管理下必然发生变化。古代考核官吏的指标中教化是很重要的一项，一些负责任的官吏一般都要抓文化教育，因此必然导致当地的社会文化习俗的变化，一些野蛮的原始遗留必然被逐渐淘汰。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多有记载。所以说，文人士大夫的流动不可能把他们打造成江湖人，更不会构成颠覆主流社会的“江湖”。文人士大夫本身是主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另外，士人流动得到朝廷的认可，他们自己也把游宦做官引以为荣，所以说他们不会构成与主流社会对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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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实录

当然这话也不能说绝了，有些士大夫不得意也可能成为一种引发社会动乱的力量。例如唐代的黄巢，在科场上屡次考试不中，遂造反，这在《资治通鉴》上有记载。宋代有个人叫张元，不如黄巢那么有名，也是科场不得意，屡试不第，又被县官打过板子，遂弃科场而去，去投西夏，鼓动西夏头领李元昊造反，与大宋朝对着干，极严重地消弱了北宋的实力。张元两句咏雪诗因为毛泽东引用而有名：“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漫天飞。”从中可见张元立志搅乱天下的心志。但这些是极个别的，从主流上说，文人士大夫是当时主流社会的稳定力量。

游商虽然不能跟游宦相比，但商人作为“四民”之一，他们流动的经商活动，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当然在各朝歧视的轻重情况也有区别），他们的经商活动不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有力支持，但是也不会受到特别的打压，因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越高，对商品的需求越多、对商人的依赖也越大。个别朝代对商人有些打压现象，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有关。如汉初、晋初都有“贱商令”，汉初不允许商人穿丝乘车，晋初下令，商人要穿两样鞋子，一只黑，一只白。这种情况毕竟比较少，最根本的在于商人通过流动去追逐比农民、

手工业者高得多的收入。流动满足了商人对财富的追求，他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和主流社会对着干。所以说商人不会大量地流入江湖，成为反社会力量。游商赔了老本，从游商变成游民，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如《水浒传》中的吕方因为“贩生药到山东，消折了本钱，不能够还乡”，从而下海成了劫路的强盗；与他交手的郭盛也有类似的遭遇。石秀也是一个例子，因贩羊马赔本不得还乡，流浪他乡，变为游民，成为反社会的预备力量。但这都是个别情况，大部分游商不会陷入这种状态，他们还期待着发财还乡。因此从游商堕入江湖者不能成为江湖的主体。绝大多数游民还是由破产的宗法农民构成的，他们才是江湖的主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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