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将军墓表》考析

《周将军墓表》考析

作者：王利明

来源：《文物世界》 2012年第1期

王利明

《周将军墓表》[1]是乾隆刊本《宁武府志》“艺文志”收录的一篇碑文，为时任太原府中路管粮同知刘玉瓒为明末亡于宁武关大战的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镇守山西、提督雁门等关总兵官、左军都督府都督周遇吉而撰。若仅以该碑题和碑文内容而论，似乎无不妥之处。但是，笔者在考察位于宁武县栖凤公园北麓周遇吉墓的现存碑时，也找到一通《总镇周公墓表》碑（图一、图二）。经过详细比对之后，发现碑题相异，但均为周遇吉而撰；碑文内容相似程度很高，却在周遇吉遇难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分歧，二者的观点截然不同。《周将军墓表》作者署名太原府中路管粮同知刘玉瓒，《总镇周公墓表》左侧碑文残泐，撰者不能辨认。《宁武府志》中的《周将军墓表》是对周遇吉“墓表”的誊录，底本是否为现存《总镇周公墓表》?若否，则当有两通“墓表”，且有抄袭之嫌；若是，则为何在抄录时将碑题、碑文内容做相应改编？为此，本文在比较二者异同的基础上，分析改编之因，探究其改编的手法。

一、 《周将军墓表》是对原碑的改编

在查阅宁武旧志时，发现成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手抄本《山西宁武守御所志》中抄录一篇《总镇周公墓表》[2]，题目与现存碑一致，内容字数和现存碑（含难以辨别的残损文字）完全相同，可见《守御所志》底本是来自现存碑。《周将军墓表》与

《宁武守御所志》所载碑文的作者署名都是太原府中路管粮同知刘玉瓒，除了碑题不一致，字数相差近八十字，除去这些少去的文字外，其余文字在内容和字数上亦全部相符。

《周将军墓表》为何在抄录现存碑时不仅碑题作了修改，而且字数也有抄漏，且缺漏了那些现存的文字。为此，笔者到栖凤公园北麓寻找并抄录该碑文。该碑高190、宽90 、厚18厘米，红砂石质，碑题“总镇周公墓表”，碑正面为“墓表”正文，背面无文字。正文右边文字残泐较少，能较为清晰辨别，左边镌刻碑文书写时间、撰文者已经脱落，无法辨认。据《山西宁武守御所志·艺文志》中刘玉瓒撰写的《周遇吉书》载：“余既表周公之墓，其明年平定杨子耀祖就署中，延乩笔飞腾，有龙跃虎跳之势。……康熙元年二月二十有七日，中关分牧刘玉瓒识。”[3]从内容和落款看，《总镇周公墓表》写于《周遇吉书》前一年，即顺治十七年。抄录碑文如下：

明崇祯十有七年二月辛巳贼破宁武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镇守山西提督雁门等关总兵官左军都督府都督周公死之大清受天命褒扬节烈凡有忠于先朝以劳卫国以死勤事者特予易名大臣以公名上赐谥曰忠武十有五年余叨尘郡丞来守兹土过公之墓而拜焉问公遗事而故老犹有能言之者呜呼公之镇宁武也贼惮公威名□□□氏持书延公公命骑将迎斩于泫岗枭副将熊通之为贼间者及贼以二十万众围攻也公日夜指□□□□□贼梯而上夺其梯穴地坠火烧其穴挽强纵炮囊土补缺城屡崩而复完及东门之陷也率众从□□□□□□城内死亡山积兵民自相蹂躏而不复固也缒城语贼以誓守斩贼头皆吾将令无与于民贼歆以官爵胁以刀刃骂不绝口及公之死也部下崔云杨鼎勋杨鼎枢暨诸骁将大呼战于市力竭乃死妻诰封夫人刘氏饮血誓死率婢仆御于门垣□户牖贼尸相枕藉矢尽乃赴火死呜呼臣死忠妻死义部将厮养不待教戒咸知所奋岂其命于天者厚与抑尽我心而命乃全归也先是公援剿河南破贼李自成于罗山斩首八百败张献忠于光山俘获千余召降安世王整世王万有余众战于生铁铺战于固始战于归德斩首二千二百六十有七援山东战于寿张又追击于东平生擒贼首朱连李青山献俘阙下以故贼惮公贼既出潼关破太原过代亟以书来□斩使□师乃回军踞朔州闻公牵于群议乃从阳方口薄城下公缒

城出自成犹立起礼公公骂贼不屈乃遇害公虽武□雅知书料敌应变烛照计数抚士卒能得其死力为人外和内刚即之温温而叩之凛不可犯义勇忠信其天性也□□□年四十有四讳遇吉辽东锦州卫人死后四日乙酉标下材官侯效义等殓公面貌□□□□□□□□□门之外呜呼庇其封树修其祀事崇先烈以□□□□予有司之职也乃为书而表□

现存《总镇周公墓表》有十处残泐文字，分别是“贼惮公威名□□□氏持书延公”、“公日夜指□□□□□贼梯而上夺其梯”、“率众从□□□□□□城内死亡山积兵民自相蹂躏而不复固也”、“率婢仆御于门垣□户牖”、“亟以书来□斩使□师乃回军踞朔州”、“公虽武□雅知书料敌应变”、“□□□年四十有四”、“殓公面貌□□□□□□□□□门之外”、“以□□□□予有司之职也”、“乃为书而表□”。通过比对，发现现存残泐文字均能在《守御所志》的《总镇周公墓表》和《府志》的《周将军墓表》找到，不但字数相符而且补入文字使文意更加流畅清晰。即“贼惮公威名遣公舅氏持书延公”、“公日夜指挥砲铳之下贼梯而上夺其梯”、“率众从城头返击贼于城内死亡山积兵民自相蹂躏而不复固也”、“率婢仆御于门垣墉户牖”、“亟以书来公斩使誓师乃回军踞朔州”、“公虽武人雅知书料敌应变”、“致命时年四十有四”、“殓公面貌如生八月甲申葬于东门之外”、“以风来着是予有司之职也”、“乃为书而表之”。

比照之后，觉得《周将军墓表》当抄录《总镇周公墓表》碑文，只是在抄录过程中进行了改编。为较为直观展现二者的不同之处，笔者将误抄、缺漏和改编文字标记在现存碑文中，具体如下：

1. 误抄文字二处，分别是：①将“泫岗枭副将”误抄为“元岗枭别将”；②将“官爵”误抄为“官职”。

2. 缺漏文字五处，分别是：①“军都督府”；②“天”；③“褒扬节烈凡有忠于先朝

以劳卫国以死勤事者特予易名大臣以公名上赐谥曰忠武”；④ “刀”；⑤“妻诰封”。

3. 改编文字六处，分别是：①将碑题“总镇周公墓表”改为“周将军墓表”（图二）；②将“贼惮公威名”改为“贼畏公”；③将“死亡山积兵民自相蹂躏而不复固也缒城语贼”改编为“死亡山积力不支被执语贼”；④将“斩贼头”改为“杀贼”；⑤将“暨诸骁将大呼”改为“皆大呼”；⑥将“公斩使誓师乃回军踞朔州闻公牵于群议乃从阳方口薄城下公缒城出自成犹立起礼公公骂贼不屈乃遇害”改编为“公斩使誓师既被执自成立起礼公公骂贼不屈乃遇害”。

通过二者相异文字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其一，误抄文字是对原碑文用辞欠妥的修正。如“泫岗”当为“元岗”，《总镇周公墓表》误写；熊通原为明副将，后投降李自成，若再以“副将”称呼则用辞不妥，故改为“别将”；“官爵”是官职和爵位的合称，此时李自成尚未定鼎分爵，故改为“官职”较妥。其二，缺漏文字是对原碑文拖沓文字的提炼以及错误文句的省略。如把“左军都督府都督”简称为“左都督”，“大清受天命”精简为“大清受命”，“胁以刀刃”提炼为“胁以刃”，“妻诰封夫人刘氏”简称“夫人刘氏”。另外，周遇吉被赐谥“忠武”是南明所为，而《总镇周公墓表》误为清朝，故《周将军墓表》以漏抄的方式删节。其三，改编文字主要是对周遇吉遇难观点的分歧，《总镇周公墓表》是缒城谈判而亡（见图三左起第五行和图四左起第三行），《周将军墓表》改为力战被俘而死 （图三） （图四） 。

二、 “缒城”改为力战之渊源

乾隆版《宁武府志》由魏元枢和周景柱两任知府历时近八年编撰修订而成，虽不是出自名家之手，但初稿历经七年、三易其稿，定稿整饬体例、剔重补缺，两月之中积劳生疾。魏元枢初稿“计自庚申以迨寅卯之岁，六七年来，公事稍暇，辄加涂乙，稿凡三易”[4]。周景柱定稿“仅以两月取裁魏本，别为缔构，汰削芜累者过半，间亦补其缺遗。苐以疾行，常无善步”[5]。再者，《宁武府志》的编撰绝非草草而为之，对文献的考证、探源的态度相当谨严，“一事必载其原流，一物必综其终始，一名必寻其颠末。不厌繁密，实探根荄”[6]。

《宁武府志》的编纂是严谨缜密，应该在誊录碑文时，也不会出现修改碑题、碑文等肆意而为之举。经过对明末清初周遇吉宁武关遇难记载的梳理，发现随着《明史稿》和《明史》的颁行，宁武地方官员对周遇吉遇难的认定与记载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史稿》未编撰完成前，关于周遇吉宁武关遇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其一“缒城”说，以《山西宁武守御所志》为代表。《总镇周公墓表》载：“十有五年，余叨尘郡，亟来守兹土，过公之墓而拜焉。问公遗事，而故老犹有能言之者。”明确指出此碑文是来自宁武关大战和屠城后幸存的本地故老的追忆。除此之外，在《宁武守御所志书·名宦》也持相同观点，其载：“周遇吉，辽东人，以战功升任太子太保、镇守宁武总兵官，闯逆薄宁，丹忠力竭，挺身下城骂贼，不屈遂磔焉。”[7]《爝火录》卷七对此事也载：“遇吉缒城下，大呼：‘我周都督也。’自成起，揖曰：‘大同、宣府，愿以累公。’遇吉大骂，自成胁以刃，大骂益厉。贼悬之高竿，丛射杀之，复脔其肉。”[8]其二“力战”说，以《甲申传信录》和《明季北略》为代表。《甲申传信录》卷二“宁武”条载：“镇守山西兼代州三关总兵周遇吉，字翠庵，辽东锦州卫指挥，骁毅绝伦守御勒肃，驻札宁武关。……城陷，复马蹶，徒步跳荡，手格杀数十人，矢集如猬毛，被执，骂贼死。”[9]《明季北略·周遇吉宁武大战》载：“贼（李自成）引兵复进，……我兵大败，遇吉阖室自焚。挥短刀力战，被流矢，牙兵且尽，见执骂贼，缚于市磔焉，遂屠宁武。……三月初一，城陷，遇吉率民兵巷战，手杀数百人，力竭被获，不屈而死。”[10]《明季北略·赞周遇吉诗》：“宁武将军报国恩，呼兵巷战集云屯。睢阳力尽身遭戮，忠命还教万古存。杀气弥漫宁武关，将军号令重如山。忘身死战神人泣，泪洒千秋信史间。”[11]

第二阶段，《明史稿》成书后对“缒城”产生怀疑。《宁武守御所志·艺文志》中张大典《忠武周公祠置田碑记》载：“尝读《明史》曰：‘寇薄宁武关，城陷，总兵周遇吉死之。’……迨升任兹土，奠公之墓前，墓则司马刘公所修也。谒公之祠，则协台王公所建也。考其碑记，询其父老，盖与《明史》所载若合符节。”[12]太原府中路管粮同知张大典卸任于康熙三十八年，其在《忠武周公祠置田碑记》引用《明史》语句与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周遇吉传》不符，据《明史·张廷玉上明史表》云：“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13]则可能来自王鸿绪等的《明史稿》。其中“考其碑记，询其父老，盖与《明史》所载若合符节”句涉及三个层次：其一，“考其碑记”中的“碑记”是

指“司马刘公”即顺治十七年任太原府中路管粮同知的刘玉瓒撰写的《总镇周公墓表》和“协台王公”即康熙三十一年移驻杀虎口原宁武关副总兵王元撰写的《新建忠武宫保周公祠墓志》。“考其”二字蕴含对二碑文的怀疑，原因便是与初稿《明史》的周遇吉遇难观点有出入；其二，“询其父老”是张大典通过调查，考证二者孰是孰非；其三，“盖与《明史》所载若合符节”是考证的结论，其中“盖”、“若”二字则暗含张大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本地“缒城”说与初稿《明史》相异的存疑。

第三阶段，《明史》颁行后，《宁武府志》的编撰者以《明史·周遇吉》为标准，正式将“力战”说作为正史、信史，而“缒城”说变成野史。《宁武府志·名宦》周遇吉条中载：“遇吉巷战，马蹶，徒步跳荡，手格杀数十人。身被矢如蝟，竟为贼执，大骂不屈。贼悬之高竿，丛射杀之，复脔其肉。”[14]《宁武府志·艺文志》中五寨知县秦雄褒《周总戎守宁武关事略》载：“城陷，官军溃，遇吉孓身独战，徒手格杀数十人，身亦重被十余创，遍体血流，遂为所缚。”[15]

三、 改编的依据和方法的探析

《宁武府志·艺文志》把原碑碑文和碑题加以删改与乾隆《明史》有直接关系，对内容的修改是依据《明史·周遇吉传》，凡与本传不符之处均做改动。修改后的碑文在内容上和周遇吉遇难观点有出入，为此便把原碑《总镇周公墓表》直接变为《周将军墓表》。

《宁武府志》卷八“名宦”所载周遇吉传是对《明史·周遇吉传》[16]的誊录和删节，从“十五年冬”至“阖家尽死”一段誊录完全一致；从“周遇吉”至“屡加太子少保、左都督”删节为“周遇吉，锦州卫人。入行伍，战辄先登，积功至京营游击。屡加太子少保、左都督”；从“自成集众计”至“列祀旌忠祠”删节为“贼每语人曰:‘他镇复有一周总兵，吾安得至此。’福王时，赠太保，谥忠武，列祀旌忠祠。”另外，《宁武府志》补纂

者宁武知府周景柱在《周忠武公庙碑》云：“将军事具《明史》，人能言之。”无论从补纂者对《明史·周遇吉传》的熟悉程度，还是从《宁武府志》“周遇吉传”文字完全相同，均可知《周将军墓表》的改编依据来自《明史》。

改编方法是，凡与《明史·周遇吉传》不抵触之处则加以保留，反之则径直改之。如本传为“左都督”，《周将军墓表》则将“左军都督府都督”改为“左都督”；本传为“遇吉巷战，马蹶，徒步跳荡，手格杀数十人。身被矢如蝟，竟为贼执，大骂不屈”，《周将军墓表》于是把《总镇周公墓表》中的“缒城语贼：‘以誓守斩贼头皆吾将令，无与于民。’贼歆以官爵，胁以刀刃，骂不绝口”改为“力不支，被执”；将“公缒城出，自成犹立起礼公，公骂贼不屈，乃遇害。”改为“既被执，自成立起礼公，公骂贼不屈，乃遇害。”

《周将军墓表》对《总镇周公墓表》改编的核心是把为保全宁武军民安危而“缒城”谈判不屈被杀，改成忠君力战被执而亡。从表面上看，周遇吉是被李自成所杀，但细细品味，发现被杀的前提和动机完全不一样。在《宁武守御所志·艺文志》中何之润的七言《谒》载：“不缒城出势终破，独保民生义始安。”[17]诗中指出周遇吉缒城目的，牺牲一己来避免民众惨遭涂炭，是“独保民生”的义举。诗后序则对周遇吉此举作了极高的评价，“有谓阳方口不宜撤兵，主帅不宜轻身缒城，以二事为忠武公惜者。……纵效睢阳，终归无益。则公之缒城而下，虽出关民哀恳，亦以为吾身尽忠已耳！合城民命，实属无辜，奈何忍贼屠城而不一面白以释其疑？是故，宁碟一身，保全万姓，此公志皎如日月也。……公之保民义尽，而民之复遭杀戮，因辱尤夙怨，自召报复而亦劫数使然，于公何与？”[18]序言反驳周遇吉轻身缒城谈判之举，认为面对李自成的屠城威胁，即使力战使宁武关化为齑粉，对时局亦无补。且“关民哀恳”，周遇吉不愿牺牲无辜民众来殉日薄西山的明王朝，故以己身尽忠来保全全城百姓安危。对周遇吉保全民众的义举作了极高的评价，“是故，宁碟一身，保全万姓，此公志皎如日月也。”即“心怀爱民之心，为了保全

百姓缒城谈判被执，大骂不屈而亡。”[19]

誊录碑文应该抄旧如旧，但是《宁武府志》的编撰者以《明史·周遇吉传》为依据，通过改、漏的形式加以修改，不但违背了原碑面貌，而且对周遇吉遇难观点做了彻底的翻案。《宁武府志》的编撰者面对作了重大修改的《总镇周公墓表》，可能觉得认为核心观点已经改编，若以原碑碑题录之，似乎有所违背，因此在著作权未变的基础上稍加改动，便将碑题改为“周将军墓表”。

[1] [2] [3] [4] [5] [6] [7] [12] [14] [15] [17] [18]《宁武旧志集成》，巴蜀书社,2010，326、79、80、113、120、113、43、81、258、336、82、82-83页。

[8]（清）李天根《爝火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352页。

[9]（清）钱士馨《甲申传信录》，上海书店，1982年，27页。

[10] [11]（清）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439、666页。

[13][16] 《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8629、6899~6900页。

[19] 董常保《与〈李自成宁武关之古战场考察报告〉一文的商榷》，《社科纵横》2009年第10期。

（作者工作单位：四川省阿坝师范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