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战国在文化上的区别

春秋与战国在文化上的区别柴亚男 吉林师范大学

摘要：春秋至战国间我国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以尊王的名义互相讨伐争战，称霸称雄，这实际是假借同时在文化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别。春秋时代彰显君子“尊王”名义扩张自己的利益，但并非攘夷，而是诸侯间

的内战。大夫开始分裂诸侯，已不称周王。风范，风雅精神，而战国时代士人精神崛起，因此，在

(三)聘问献纳之别重信守礼、宗仰周王、聘问献纳、宗姓氏族、宴会赋诗

春秋时严于祭祀、重聘问献纳。春秋时代严于祭祀，及赴告策书等方面皆变化于自《左传》的结束至苏秦作

天神祭祀、地祗祭祀、祖先祭祀是其对传统祭祀制度的纵长的一百三十三年之中。

关键词：春秋；战国；文化现象；区别继承，坚持祭祀礼仪规格的等级性。《左传·成公十三年》

记载“勤礼莫如致敬，尽国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

春秋至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韩、赵、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祭祀制度具有一定的政治魏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启，春秋时代终结。诚意义，强调国家一致，协调内部关系。在聘问献纳方面，

[1]

如王夫之所言，春秋战国乃“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左传》中有关聘问献纳记载非常多，襄公五年，“郑子国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都经历了空前未有的来聘，通嗣君也。”文公元年，“穆伯如齐，始聘焉，礼

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授，好事邻巨变和发展。对于春秋至战国的历史变革，正如清代顾

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昭公十三年，“先王之炎武在《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中所言：“春秋

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

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事於是乎使卿。”诸侯之间聘问修好或向天子进献方物为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春秋时所常见，而战国时代已经没有这些事了。

(四)宗姓氏族之别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

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春秋时还讲宗姓氏族，而战国时没有一句话讲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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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这种变化自《左宗姓的姓始祖是春秋时期宋国贵族之后伯宗，其后裔子传》的结束至苏秦作纵长的一百三十三年，在文化上表孙以先祖伯宗的名字为姓氏，称宗氏。《周礼·春官·大现为重信守礼、宗仰周王、聘问献纳、宗姓氏族、宴会宗伯》中记载：“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4]赋诗及赴告策书等六方面。春秋与战国在文化上的显著《左传·文公十二年》记载，“楚子孔执舒子及宗子，遂区别还表现在春秋行人辞令与战国策士说辞方面的不同。围巢”。到了战国时代形势大变，权力进一步下放到士阶

一、春秋与战国文化之别层，乃至平民阶层，士阶层属于西周封建序列中被贵族(一)重信守礼之别边缘化的人，随着血缘的逐渐疏远，血缘纽带断裂，大春秋与战国时代的文化区分，首先应以周礼为起点宗衰微，这时期已不再讲宗姓氏族了。

(五)宴会赋诗之别展开，据《周礼》记载，在行五礼时，同时要演奏不同的

乐章，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明始于周代，周代是礼仪之春秋时期常宴会赋诗，而在战国时代则听不到了。邦。春秋时期，礼乐文明遭到破坏，出现“礼崩乐坏”的宴会赋诗是春秋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汉书·艺文局面，西周礼乐文化虽遭到破坏，但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志》中写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破坏。“尊卑有序，和而不同”是其礼乐文明的要义，“尊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礼重信”及外交上的儒雅风流都与西周的礼乐文化有直接盛衰焉。”[5]在聘、朝、会、盟等外交场合，诸侯、卿大渊源。《左传·僖公九年》记载，齐桓公在受到周天子的夫间言谈往往不明确地表达其中心思想，而是赋诗，通特殊礼遇时还严守君臣之礼，反映出了其崇礼的思想倾过唱诗将其真实想法委婉地表达出来，以达到外交目向。可见，春秋时君子重信守礼，彰显君子风范。而到了的。用《诗》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直接引用《诗》中战国时代，社会变革的加速使礼乐制度遭到彻底破坏，法的句子；另一类是常“断章取义”，即将引用一首诗的一制制度建立，逐渐取代了礼乐文明的地位。春秋与战国重部分，改变其原义。春秋时用《诗》常与礼联系在一起。信的方式不同，春秋时代重“信”，哀而不怒；战国时代到了战国时代，养士之风大盛，出使外交等则不赋诗，重守信精神，出自《战国策·燕策三》中《荆轲刺秦王》游士长于论辩，而不用《诗》。如：出自《战国策·齐一文，记述了荆轲刺秦王这一悲壮历史事件，表现出荆轲策》中的《颜斶说秦王》、《冯煖客孟尝君》、《赵威后问重义守信的精神，但已没有了春秋时的风雅精神。齐使》等策士论辩辞采华美，说理生动透彻，具有很强

(二)宗仰周王之别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六)赴告策书之别“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

春秋时还有赴告策书，而战国时代没有了。春秋时期，周的势力日益衰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

期诸侯国有大事要互相通报，并把这些大事记在简策上，经一去不复返。鲁僖公九年，齐桓公召集各诸侯召开葵

“凡崩、薨，不赴则不书。”丘之盟，提出“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其《左传·文公十四年》记载：

事迹就是“尊王攘夷”，逐步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了战国时代赴告策书已经没有了。

二、行人辞令与策士说辞的区别到了战国时期，则绝不称周王了，战国初年，韩赵魏三

家分晋，需要利用周天子的名义而周王被重视了一次， 下转(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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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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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这个图片不仅给我们带来视觉感受，还带来了听觉感受。村民为了表明自己的豆腐纯白如玉，就说“切开看看”，同时想接着解说自作豆腐的独特原料。还有很多人要与他合作到别的地方卖豆腐，但是离开了这里，虽然有一样的原料和做法，但是豆腐的味道就没这么好，是因为没有了乌江的老君山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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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本文以Kress和van Leeuwe的视觉语法为理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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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通过对《一带一路》的多模态分析，解读其内涵的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分析图中的事件，包括美食和民族，用文字来解说组成元素的意义以及各元素间相互协作的工作机制。色彩搭配协调，动作自然，美食诱人，纯正天然，各族人民热情好客，真诚待人，这一切都是中国文化的沉淀与博大精深。《一带一路》将美食文化输出增强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也将在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续写共同发展的新篇章，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形成发展繁荣兴旺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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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行人辞令特点

春秋时代“尊礼重信”，各国间的外交活动也在遵

守礼制的基础上进行，外交辞令都符合礼的规范，因此，春秋行人在重要的外交场合的辞令都体现出“尊礼”的特点。如《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子问鼎之事”，面对日益衰落的周王朝，楚庄王问鼎的大小轻重，是对王权的严重挑衅，王孙满用“在德不在鼎”从侧面沉着冷静地驳斥，言辞委婉有礼又不可侵犯，打击了楚庄王的狂傲之气，维护了周王室的尊严。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春秋行人出使外交，赋诗是极为常见的文化现象，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郑穆公与鲁文公宴饮于棐地，双方行人交谈可以说是全用诗来表达的。在外交活动上赋诗既可以把话说得含蓄委婉，又体现出“行人”温文尔雅的君子风范，所以，在春秋时代，“行人”几乎没有不会赋诗的。

《战国策》中还记载很多战国策士的说辞及论辩艺

术，表现出策士的论辩艺术和“敷张扬厉”的语言特色。

三、结语

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在文化上存在诸多不同，《左传》和《战国策》是集中记载其文化之别的重要著作。春秋时代君子重礼守信，彰显君子风度，具有风雅精神，春秋行人温文尔雅，敦厚谦和，行人辞令具有文辞典雅、优美动人、言语委婉等特色。在孔子和老子的身上也能体现出温和敦厚的春秋精神；战国时代的策士相对于春秋行人而言，更为急功近利，他们能言善辩，善用权谋诡计，策士说辞表现出辞采华美、铺张扬厉、气势逼人的特点。孔子和孟子的区别亦可说明春秋与战国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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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国策士说辞特色

战国时代论辩艺术在春秋行人辞令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变化，温文尔雅的行人已转变为善用权术的纵横游说策士，他们以三寸巧舌谋取高官厚禄，他们的说辞带有“敷张扬厉”的语言特色。如《战国策·秦策》中“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可以看出苏秦的说辞辞采华美，气势逼人，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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