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张桐菲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摘要：本文旨在探究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的空间特征以及相邻两年的重心迁移方向与距离。通过选取2010—2018年京津冀地区十三个市的常住人口数据来对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分布特征进行动态梳理。首先，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来探索2010—2018年京津冀地区十三个市的常住人口分布特征；然后，本文将计算每年的人口重心位置和相邻两年人口重心的迁移方向以及距离；最后，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
关键词：人口分布；人口迁移；标准差椭圆；重心轨迹
水平差别外，还包括：城乡的教育水平差距、职业的差别、生活条件的不同以及城市和乡村生活环境的不同。托达罗模型是由Todaro在1969年提出的。如果乡村人口对城乡的预期收入差别越大，那么他们就越倾向于向城市迁移。同样的，如果由城市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迁移群体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几率便越大。而实际上，当迁移群体迁入到城市后，他们不一定会从事符合预期收入的工作。这便出
２０２１年０１期 （１月上旬）
现了与预期相违背的状况并导致了部分迁移群体返回乡村。
本文将运用标准差椭圆法(SDE)和重心迁移法来衡量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化格局。标准差椭圆法，是衡量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方法，由Lefever在1926年提出。在对地图完成投影的步骤后，我们通过对质点进行常住人口数值的设定，来计算出以常住人口数为权重的椭圆位置及其长短轴的长度与方位角的大小。
人口重心的相关理论，最早是由Walker在1874年提出。后来便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人口重心的相关理论运用到了人口问题的研究中。其思想是：首先将一个区域划分成多个地区，再将一个地区的常住人口数量值赋予其所在的质点位置上，再结合区域内各地区的质点坐标来对人口数量进行运算，从而计算出人口的平均中心位置。(Xi,Yi)用来表示第i地区的经度坐标和纬度坐标，Mi表示这一地区所赋予的常住人口数量，(，)则表示整个区域的平均中心坐标。
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逐渐加快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逐渐增加。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各类企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企业对于高水平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凡此种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居民不断转化为城市居民以及劳动力流动的多重作用下，城市规模便会出现扩张。那么，京津冀地区常住人口是否具有时空差异性呢？这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文献综述
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人口分布数量既与初始人口数量有关，也受到人口流入流出数量的影响，首先，人口迁移数量。早些年，西方学者对人口迁移理论做出了研究。最早先的人口迁移理论是由Ravenstein在1885年所提出的。具体包括七大规律，主要概括为：人口迁移距离是相对短距离的，并且人口主要是从工业不发达的区域迁向工业相对发达的地区，而长距离的迁移过程则主要表现为小城市具体表现在：人口先迁移到城镇的外围，再进一步地迁向城镇中心。最后，迁移的方向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并且农村居民的流动数量相较城市居民更多。推拉理论将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细化地分为推力和拉力，该理论认为：导致人口发生迁移的根本因素是城市和乡村的收入水平差异。而随着现代理论的逐步完善，导致劳动力发生迁移的因素也不断变得多元化。除了城市和乡村的收入
(1)
正如前文提到过的，由于人口分布会发生变化，所以平均中心的坐标位置会发生改变。将不同年份的平均中心坐标连接起来便可以形成重心迁移轨迹，以便可以进一步
的居民迁往大城市。其次，人口迁移的过程呈现阶段性特征，地解析人口分布的规律性以及变化。
三、本文研究方法与结论(一)研究方法与数据的选取
首先选取2012年、2015年、2018年京津冀地区十三个市的常住人口数进行标准差椭圆分析，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河北各地区统计公报中的常住人口数据。其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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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8年人口重心位置进行迁移分析。
(二)标准差椭圆分析
用Arcgis10.2对京津冀地区的矢量地图文件进行投影，选择Beijing 1954 GK Zone 20坐标系。接着再对上述年份的常住人口数进行标准差椭圆分析，标准差大小选择为一个单位，输出结果如图1。2012年、2015年、2018年的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分布特征总体上呈现出“南(偏西)—北(偏东)”的方向分布。虽然不同年份间的椭圆分布方向未呈现明显差别。然而，不同年份的椭圆中心位置与辐射范围却表现出了差异性。此外，京津冀地区常住人口分布之所以会呈现出“南(偏西)—北(偏东)”分布的原因是因为：北京市、天津市、保定市、石家庄市这四座人口数位居前四的城市所处地理位置在南北方向上的跨度相较于东西方向更大。就覆盖区域而言，上述年份的标准差椭圆覆盖了北京市、天津市、保定市、石家庄市这四座城市的绝大部分面积。这同样也说明了：京津冀地区的人口数量主要集中于上述四座城市。
多数年份都体现出了东北方向的迁移态势，但每次迁移的距离却体现出较大差异。2010—2011年、2011—2012年的东北方向迁移距离分别为841.03米和791.54米；2012—2013年的东北迁移态势达到最大值——1 536.88米；而2013—2014年、2014—2015年的东北迁移距离则下降到了499.63米和187.82米；随后东北向的迁移态势便戛然而止。接下来，2015—2016年、2016—2017年出现了小规模的南移态势，分别为东南迁移168.71米、西南迁移113.63米；2017—2018年的东南迁移距离相较2015—2016年更大，其东南方向的迁移距离为918.70米。
四、结语
2010—2018年期间，南北方向总共移动1 547.17米，东西方向总共移动3 909.94米，后者是前者的两倍有余。由于位于京津冀地区北部的北京、天津、唐山地区的发展水平较高。因此，2010—2015年呈现出人口重心向东北方向迁移的态势。随后，作为京津冀地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北京市在逐步控制城市人口数量后，其人口规模的增量呈现出递减的态势。正因如此，人口重心向北迁移的趋势得以缓解。
此外，随着位于北京东南方向的天津市、西南方向的保定市、石家庄市的人口规模逐步增加，进而导致了人口重心出现南移的现象。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继续坚持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政策下，首先，应当逐渐引导乡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其次，应当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
图 1 2010—2018年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特征
Figure 1 The characteristic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2010—2018.
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最后，加快河北省南北部的邯郸、邢台、承德、秦皇岛、张家口等地区发展，以便有序地引导人口流动与转移。
(三)重心迁移分析
同样地，用Arcgis10.2来对2010—2018年京津冀十三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数进行重心迁移分析，并计算出相邻两年的迁移距离，如表1所示。
表 1 2010—2018年京津冀地区人口重心迁移表
Table 1 The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center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2010—2018
年份
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
经度116.095 7116.101 7116.107 6116.124 4116.128 7116.130 8116.130 9116.130 5116.140 6
纬度38.983 338.989 338.994 738.999 339.002 339.002 739.001 139.000 238.997 6
距离(米)841.02791.541 536.88499.63187.82168.71113.63918.70
参考文献：
[1]Ravenstein E G. The Laws of Migration(Part I)[J].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85,48(2):167-235.
[2]Todaro M P.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59(1):138-48.
[3]Lefever D W. Measuring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by Means of the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6,32(1):88-94.
[4]Walker F A. The Indian Question(1874)[M].Tredition Classics, 2013.[5]段成荣,杨舸.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变动趋势研究[J].人口研究,2009,33(6):1-12.
[6]张耀军,岑俏.中国人口空间流动格局与省际流动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研究,2014,38(5):54-71.作者简介：张桐菲(1996—)，男，汉族，北京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2019级区域经济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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