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讲述“与“讲述历史“--在时间裹挟下的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

黑河学刊Nov．．2004

SerialNo．114No．6

HeiheJournal

“历史讲述”与“讲述历史\"

——在时间裹挟下的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

⑥魏宏瑞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临汾041004)

【摘要】以往大都是从传统、封建的角度去分析十七年文学，然而十七年的客观历史无疑是一种现代性

的过程。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历史小说对“时间”的叙述，大致有重复、断裂、瞬时等几个类型，这些时间类型反映出文本历史叙事与讲述历史的时代之间看似简单而复杂的关系：它是对中国革命历史“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过程”的隐秘揭示。

【关键词】革命历史小说；时间；重复；断裂；瞬时；会议【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36(2004)06—0058加3

j兰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

7℃话有其特定的合理性。特别是在有关历史讲述的文学文本中，这句话更能使我们注意到文本与讲述历史的年代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单说就是“历史讲述”与“讲述历史”之间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是讲述(写)什么和怎样讲述(写)之间的关系。当代文学十七年(1949年一1966年)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小说更是如此。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大多采用传统的讲述形式．讲述内容主要是革命历史的起源、发展及成果。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是对这一时期文学情况的大致概括．但具体到文本论述这种概括显得有些大而无当。因此本文将对革命历史小说中的“时间”修辞方式进行分析，以期通过个案的剖析解析这类文本的复杂形态，探悉红色经典的叙事堂奥。

精神突出的是历史变化意识或者说强调的是新旧社会的对立与对比。而变化之所以发生，又与历史

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相同一。由此形成

了这样一种时间意识：它以进化论史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相信进步主义观念，认为历史向着合目的性的方向连续发展。这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历史循环观念．受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清晰可见。而从革命历史的实践来说，讲

述历史的年代是在革命历史取得巨大成功——建立了一个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后，更为这

一时间意识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因此，革命历史小说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回顾革命的光辉历程。为新国家的意义秩序提供合法性的来源：另一方面

又为即将到来的另一场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性的动力资源。在这样一种时间

意识及实践观下，革命历史小说在讲述历史时往往突出过去历史辉煌，表达现实与未来意义。至于如何实现现实与未来的意义，我们在革命历史小说文本中发现了这样一种时间类型：重复(从胜利走向胜利)。历史的讲述逻辑往往是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文本结尾，迎接更大的胜利。虽然时间矢线向前发展不变，但在时间线形

一、讲述历史的年代

对历史的讲述有着种种表现形式。每一种表现形式都受到某个特定时代所特有的事件、集体经验、习俗变化以及言论(意识形态、科学等方面)的支配，而形成某些“时间类型”。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时间类型也是如此。十七年时期的时代

2002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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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魏宏瑞(1976一)，女，山西榆次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

发展的过程中事件的意义总是重复，体现在文本中就是革命的一方不管遭遇何种险境，他们／她们总会化险为夷，取得一个个的胜利。“即使英雄人物慷慨就义，要的是q噱慨’而不是‘就义”’。【1】而革命历史小说在叙事时选择的是传统的叙事形式。“传统叙事的形式把认知、判断和评价的语言游戏规则融为一体，并在统一的视点中将其构筑成为一张知识之网。叙事行为是由叙事者、听众和叙事涉及的人物共同完成的程式。叙述者的权利并不取决于年龄、家庭、职业、性别等社会范畴，叙述者的权利仅仅是建立在他／她经历过、听过这个故事之上，而每一个听众都可能是叙述者．每一个叙述者都是听众，如此反复。”，【2】革命历史小说即凭着这种通俗而传奇的故事，在叙事中获得意义，并且同时从重复这些故事的行为中为自己的社会行为找到了根据，从而使叙事自身具有了权威性。故事中的人物或许属于过去，但在现实中他们，她们总是与重复的行为相伴随而在无意中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文本中人物的成败寓含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这些成败或者成为制度的合法性的基础，或者体现这两种正反模式如何整合于现存的制度之中，为现实提供借镜与依据。

在这种重复的有关历史的叙事中。叙事知识的功能与规范结构的功能相统一。表面上看这种重复与直线向前的历史观相矛盾．但这种重复是进步基础上的重复，与进化史观毫不矛盾．它更为以后意识形态所认定的历史进化论观提供实例，但在一味自信上，它提供的却是一个有关进步的神话，“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便成为悲剧。

二、历史讲述的年代

革命历史小说要书写革命历史的光辉历程，要突出历史变化意识，具体在文本的写作上，也必然会强调变化，特别是强调变化的那一刻。而变化

的结果必然是时间发展中忽然出现断裂。断裂，是

革命历史小说文本中的又一种时间类型，同时也是革命的开始。在断裂之前与之后，时间本身没有变化，但对时间的意识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革命历史小说讲述的年代里，虽然中国社会已受到西方社会观念的影响，但社会的主体，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对生活或者说对时间的感知，主要还是通过古老中国传统节日的标识而实现的，

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等。在这里，有生活艰辛的痛苦．但更多的是因节日的传统性而带来的某种精神上的愉悦。有关这些传统节日带来的生活的乐趣，在古代白话小说中经常可见，在革命历史小说中，也有隐约的表现。如《红旗谱》中，将近年关。老驴头在家杀猪一事所带来的喜剧色彩与农民生活情韵使文本的民族民俗色彩生气盎然；又如《三家巷》中，正月初七的“人日”选美，区桃被选为“人日皇后”．它带来的青年人生活的热情等等。但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却是叙述者对传统节日进行的革命性的解读。传统节日不再是一个使人精神愉悦的时刻而往往成为群众集中上演苦难的时间，尤其是在春节将至的除夕之夜，《白毛女》已树立了典范。就像上面提到的对传统风俗的描写也仅仅是为了引出重大的革命事件：写老驴头自己在家偷偷杀猪是为了引出朱老忠参加的“反割头税”运动；写区桃的美是为了反衬美被反动派所惨杀而引起的阶级仇恨。传统节日带来的这种愉悦性因为革命者的进驻而完全改变了它的美学原则。传统节日往往成了革命者“忆苦”的焦点，革命者也往往在民间节日里首先在精神上参加了革命。从此，人民的节日不再是传统的节日而是革命到来、革命胜利或者人民“翻身解放”的时刻。

与此相对应．对革命到来、革命胜利或者人民

“翻身解放”的时刻——这些“瞬时”的浓墨重彩，

成为革命历史小说的又一时间类型。因为这瞬时充溢着革命性，所以瞬时便拥有了充实的意义。在小说文本中，这个瞬时的到来往往伴随着革命的

引路人——共产党——的到来。贾湘农的出现，穷

困的农民英雄朱老忠的革命之举才能取得胜利，否则他的一切反抗行为只能以失败告终(《红旗谱》)；李正的到来，才能使仅凭江湖侠义反抗敌人的穷工人们成为铁道线上骁勇善战的游击队员(《铁道游击队》)；正是有了部队政治部细致与深刻的引导．革命军队才会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取得了以后几次重大战役的胜利(《红日》)；卢嘉川的出现，才使林道静从个人小家庭生活中猛然警醒，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青春之歌》)。以上篇目极富象征意义地指出：农民、工人、士兵、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才有前途。只有革命的道路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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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正确的道路。因此，这些瞬时的出现在革命历史小说中便非常重要，便成为多重意义的交汇点，在更宏观的意义上，它是循环的、静默的时间观变为矢线的(进步的)、恢宏的时间观的临界点。

潜在的对时间感知的变化它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断裂”与“瞬时”的强调，固然有其文本策略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对时间的这种革命性的解读，革命对时间的强调与遮蔽，显示出革命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它必然要鲜明地突出它所需要的，同时模糊它所不需要的。

绝对性地压倒另一方的模式从未变动。革命的一方凭借道义、力量、精神等等占有绝对优势，另一方则是反革命或不革命，或就是革命内部的人。这类会议，主要是一方宣讲、一方倾听的形式，突出的是宣讲人的革命精神境界，而不去过问他，她思想的全部；同样。倾听的一方，突出的是其受到的鼓舞，是顺向的接受。而不去描摹其思想在之前、之后的复杂演进。稍加比较，我们就能发现会议这一场景所内涵的不同思想方式。前苏联三部描写革命历史的小说《铁流》、《毁灭》、《恰巴耶夫》中都有对会议的描写．但不同的是小说中从未出现一人发言马上万人呼应的场面。更多的是写会议的嘈杂，写会议的参加者对提出的问题的不同思考，虽然会议最终会出现领导者．但领导者始终带着思考走向革命道路。他们的革命道路最终是胜利的，但从不回避失败甚至是在对失败的反复咀嚼中品味胜利的复杂滋味。而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领导者的思想从一出场就已完全成熟，他所做的就是引导正确道路．对应的被引导者也只是接受思想教育的任务．其间的复杂思想状态一笔带过。在某种意义上，会议就是人心灵碰撞的表现形式．少了会议双方的彼此讨论，也就少了对人性复杂与丰富的深刻透视，其结果就是概念化、公式化的出现和人物形象的雷同感。革命叙事在顺应阅读激情的同时却暗暗消解了其启蒙与反思立场，也消解了历史叙事所具有的深刻性，革命叙事也就仅仅成为了一场合目的性的叙事。

时间，作为宇宙间最普遍也最神秘的事物之一，人类对它的感知反映的是人类不同阶段的思维方式。直到此刻我们现实生活中公历(阳历)与农历(阴历)的不同与并存，正隐约地反映了现代人复杂的生存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历史小说在传统的叙事形式中，表达的却是一种特殊的现代性历程，或许如汪晖所言，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过程”。△

三、时空对应的集合点：会议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分析了革命历史小说文本的几种重要的时间类型，但是任何时间类型总是表现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中，时间必然有其对应的空间形式。这种时空对应的场景有很多，在小说文本中经常出现的有：书斋、后花园、学校、广场、十字街头等等，但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出现最多且

最富有代表性的场景则是——会议。在这里，时间

标志与空间地理融为一个明确、具体的整体．时间变化在空间的置换中得到表现．而空间位置则通过时间的变化得以感知和度量。

会议，从其产生的语义学角度来讲，它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它指商量、讨论事情的集会，是一种在平等的对话交流中以达成共识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它同时是有组织、有领导地来进行的。但出现在革命历史小说文本中的会议大多是双方不能在等一地位上的交流。这种会议形式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中就已出现。在上个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两部重要代表性的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暴风骤雨》中，都用特写写到了性质相同的一种会议：批斗会。而这样一种政治式的对会议的描写也为建国后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写作隐隐树起了典范。只不过会议的双方人物有变动，但那种居高临下、～方

[参考文献]

[1]王朝闻．作品中如何处理英雄就义的情节[N]．文艺报，1950一04—25．[2]汪晖．死火重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口编辑／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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