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四世同堂_所表现的文化人格类型探微

《四世同堂》所表现的文化人格类型探微

张绍芳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摘　要]老舍的《四世同堂》表现了普通中国人在抗战中的惶惑、偷生、苟安的社会心态与觉醒抗争的精神风貌,在

正反两种文化人格类型的比照中寻找建构足以复兴民族,富强国家的理想人格的类型,以强化民族的生命力。

[关键词《]四世同堂》;生命强力;民族文化人格;批判国民性[中图分类号]I207.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05)03-0232-03

　　40年代的文学创作一个普遍的思想倾向是表现与反思民族文化人格问题,老舍的《四世同堂》一方面表现了普通中国人在抗战中的惶惑、偷生、苟安的社会心态,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们的觉醒与抗争的精神风貌,在正反两种文化人格类型的比照中寻找建构足以复兴民族,富强国家的理想人格的类型,以强化民族的生命力。也正是这样一个特点使老舍的《四世同堂》具有了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

《四世同堂》以小羊圈胡同祁家祖孙四代的生活为主线,辅以小羊圈胡同各色人物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来反映北平市民在八年抗战中惶惑、偷生、苟安的社会心态,再现了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缓慢、痛苦而又艰难的觉醒历程。作品深刻的思想意蕴表明,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不仅在其经济发达、武器先进,更在于一个民族普遍的社会心态。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能增加民族的凝聚力,壮大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壮大了,民族的生命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老舍通过对各类市民思想性格的艺术表现和风俗民情的描绘,来对国民劣根行进行解剖,并从文化关照的角度去透视国民性的病源。他极力挖掘民族性格、传统文化中潜在的优异因素,从中寻找建构理想人格的途径。

《四世同堂》不仅是一部民族的“愤史”,也是一部古老民族新生的历史。老舍塑造的理想型人格在小说中的代表就是祁老人、瑞宣、瑞全、钱家。孙家、马家、白巡捕等,他们的人格是在民族文化土壤的滋养中不断成长、壮大。《四世同堂》中祁老人是“过熟”了的北平文化的代表,他善良、正直、爱子孙、爱国家“讲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正统国人形象。祁老人最能体现中国古老文化的消极面。小说一开头说“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

[收稿日期]2005-02-15

[作者简介]张绍芳(1976-),女,山东章丘人,聊城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孙进增教授。

不了八十大寿。”他足不出户,所见狭窄,总是凭着过去的经验去揣度眼前急剧嬗变的社会现实。一场危及民族命运的战火已烧到了家门口,他还主观的认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安全可靠的大城市,只要存上够全家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然后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足可以度过难关”。“他这个四世同堂的长者,向来抄家的便衣侦探微笑、鞠躬,待之以‘礼’”。他真诚的同情钱默吟的遭遇,可就在迈步去钱家,想探望老朋友的一瞬间,怕连累自己而改变了主意。他心中只有“四世同堂”的小家,而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北平的沦陷并没有使祁老人感到沉痛,而一个泥捏的小孩玩艺儿“兔儿爷”不见了,反倒叫他伤心了好几天。孙子祁瑞丰当上汉奸科长,他的心底居然感到一阵欣喜,因为祁家终于出了个当官的。祁老人最后有所醒悟,根本动因是重孙女小妞儿在饥荒中死去,致使他所迷恋的四世同堂的理想家庭破灭,从而激起了他对日本人的愤怒。

《四世同堂》中老舍突出了祁老太爷精神状态的发展轨迹。他的心理经历了从平静到不安、从不安到在自责中涌出热情,涌出智慧,涌出活力,最后竟敢在汉奸的枪口面前不低头、不退缩,表现出了坚贞的气节。作者通过对他心理轨迹的描摹,反照其身上的文化因袭,并对其因袭的文化进行剥离,揭示了优质和劣质,从而儆醒人们随时扬弃这些劣质,自知、自新、自强。

如果说祁老人从一个封建礼教的保卫者到一个探卫民族尊严的典型形象,那么瑞宣则是经过惶惑、偷生、心灵的炼狱,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是四世同堂的长孙,知书达礼,温文尔雅,接受过新式教育,不迷信,不自私。但国亡了,他还是低头做个顺民,他的心灵在“忠”“孝”之间痛苦的徘徊。他背着家庭的重负,承受着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偷生的耻辱,忍耐着,克制着。惨象一次次发生在眼前,钱家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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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催的惨死,父亲的被迫自杀,小文夫妇的死等,都震撼着他痛苦的心灵,使他慢慢觉醒。他意识到:“亡了国就没有了美”“,在战时血就是花,壮烈牺牲就是美!”在送瑞全去参加抗日时说“:在国旗下吃粪,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一种正义的爱国思想正滋润着瑞宣病态的心理,这种沉重的心理闪现了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的良心和理智。

瑞全是最有亮色的人物,在民族危难之际,毅然逃出北平参加抗日,他是“祁家文化”的新生也是中国文化的新生,体现了传统文化在残酷的战争中痛苦的裂变过程。瑞全是个热血青年,大敌当前他毫不退缩,他认为“不抵抗就会灭亡”。这与祖父“磕头说好话”、“和气生财”、“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有天壤之别。“在外边瑞全没法忘了北平,看到原始的中国:黄河的野浪,扬子江的风帆,三峡的惊涛”他在想:“新中国一定会从这些坚实淳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这里的人“虽没有北平人文雅、聪明、能说会道,但他们具有一股淳朴原始的生命力,为了国家会不顾一切。”瑞全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能产生出瑞全这样一个“中国的脊梁”,不能不说“祁家文化”有了巨大的进步。在抗日的烽烟和炮火中,祁家文化得到了锻造、发生了质的变化,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瑞全们是中国新生力量的代表,预示着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顽强的生命力。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还极力赞美了一个传统而伟大的女性—韵梅。她是祁家的长孙媳妇,从表面看,她普通、平凡,每天只关心一些油盐酱醋的琐碎家务事,儿女情,然而,在民族危难之际,正是她默默无闻地为祁家付出自己的一切,贡献了自己真诚的爱心,她勤俭治家,善良宽厚,孝敬老人,体贴丈夫,善待兄弟,关心孩子,带给别人的是温暖。她在与北平市民共同抗战的甘苦患难中,心胸、视野逐步开阔,从关心家人到关注邻居的安危。她表现出的识大体、忘我无私、忍辱负重的美德正是前线抗战英雄们的坚强后盾。老舍对她的肯定,正是借机讽刺大赤包等那些不事家务,淫荡享乐的女性。

钱默吟,也是作者寄予理想的一个化身,在他身上体现了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他是一个纯粹的旧式知识分子,整天只知“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他按照自己的理想安排生活”“,永远不会算帐”。但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平后,他再也无法平静了。他开始关心国事,他说“:一朵花,长在树上才有他的美丽,拿到人手里就算完了”。“假如北平是树,我便是花,尽管是一朵闲花,北平若不幸丢失,我想我就不必再活下去了”。北平沦陷、二儿子殉国、他被捕入狱,妻子自杀。一时间,家破人亡。出狱后他走上了复仇之路,到处发传单,进行演讲,劝大家不与日本人合作。他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点报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反映了“真正的中国的文化的真实力量”。真正的中国文化在关键时刻发挥出了他的强力。

作者在小说中还写了常二爷、孙家、马家、白巡捕等,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物。常二爷给村邻进城买药,被日本兵罚跪,然而,他是个讲理、知耻的人,但为了马少爷的病他

跪了,可他咽不下这口气“我有什么错,?日本人会罚我跪?”他不吃不喝最后瘦成了骨架。在一个普普通通农民的身上,闪现了一个中国人难能可贵、不屈不挠的气节。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的命可以不要“,而不能随便丢了‘理’,他是传统文化的忠实守卫者。拉车的小崔被日本兵押着游街示众时,他毫不畏惧,眼比脸还红,他没骂街,也不怕死“,心中唯一的遗憾是没与日本兵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四世同堂》中老舍塑造了一大批普通人物,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贤孝子孙,是地地道道的顺民,当灾难临头时,他们只想到“忍”,他们总顺应历史的发展,从不想去创造或者改变历史”。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共同接受了古老的北平(中国的开始)文化的深厚影响。尽管他们身上并无怯懦的成分,但是在外来压迫逐渐加深的情况下,这种深厚的文化滋养开始慢慢挥发出了自己的力量,促使着他们逐渐生长起来。即使受到了打击,例如钱家被日军摧毁,但正是由于共同的文化滋养的基础,促使了人们之间的互助,一家受到了打击,马上有别家的力量来救助之弥补之,所以尽管受到了打击,其民气却不消反长.

二

老舍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灵魂的传统,他把造成国人性格懦弱、敷衍、苟且偷安的思想根源指向传统文化,并对其进行了理性的审视与批判。老舍以为中国封建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它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其中“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这个堡垒容纳了包括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在内的家族文化的诸多内容。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人们的奴性人格,并长期积淀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老舍的这种认知在冠晓荷大赤包、祁瑞丰胖菊子、蓝东阳、丁约翰等人物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冠晓荷是旧时代的小官僚,他是个文化人,比普通百姓更知道什么是“国家、民族、社会”但他自私自利,一心想做官“,假若出卖国家可以使饮食更好,衣服更漂亮,冠小荷连眼也不眨巴一下便去出卖国家。”在他的头脑中“生命就是生活,而生活理当奢华舒服”。为达到理想中的生活水准,他什么事都可以做。日本人占领北平,他心里没有感觉,反而拼命巴结日本人。他是“体面的苍蝇,哪里有粪,他就去哪里凑热闹。”为了升官发财他利用女儿、忠于日本人、向抄家的微笑。妻子被捕,他认为是误会,小女招弟当了特务,他欣喜若狂,对妻子大赤包的死,他还认为是误会。最后,他饿倒在街头,被日本人活埋了。这是他必然的下场,是旧中国官僚政治恶性发展的结果,他是中国文化的垃圾,需要清扫的垃圾。培养出冠晓荷这样的垃圾并非偶然,这是北平士大夫文化的杰作。北平文化的核心是升官、掌权。因此,北平的市民大都有点“官瘾”。老舍借钱默吟的口道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我们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就是一方面想做高官,一方面又甘心做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式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息的、平凡的、象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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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遇到危机,这些病就象三期梅毒似的一下溃烂到底。”老舍正是从“过熟的文化”中寻找导致民族性格柔弱和国民生命萎顿的原因的。

与冠晓荷一样,祁瑞丰是\"祁家文化\"培养出的怪胎,他与妻子倾慕冠家的享乐和金钱。他自私自利、没心没肺,是中西文化嫁接出的“混血儿”。他拼命学文雅、学时髦,但学得太过火,显出了买办气、市侩气。没得到文雅,却失去了家传的纯朴。北平陷落“,他没感觉什么不对劲”,相反,认为“只要有人管饭就行”。他与老婆胖菊子甚至在冠晓荷出卖了钱诗人而遭大家唾弃时,还拼命去巴结冠家。后来干脆做了教育局的事务科长,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民族的罪人。瑞丰是\"祁家文化\"的恶性发展,这就上升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阴暗面,必须打破这种阴暗,民族才有新生。参考文献:

(上接第228页)　是他的理想和当时的现实发生了冲突,他

[1]老舍.四世同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廖超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M].武汉:武汉

出版社,1977.

[3]王立新.从“四世同堂”看传统文化的两重性[J].南

京理工大学学报,2000,(6).

[4]刘永莉.老舍创作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J].

齐鲁学刊,2003,(3).

[5]巫绍勋.老舍小说的灵魂:改造国民性与文化的观照[J].河池师专学报,1998,(8).

[6]朱福生.“四世同堂”中的北平文化[J].呼伦贝尔学

院学报,2003,(8).

[责任编辑　木　子]

冲突,可以说正是这些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走向颓废的根源。可见,茅盾在《蚀》三部曲中揭示了“先锋”与“颓废”这两种现代性病症在当时政治文化上的错位,以及人文话语与社会科学话语的龃龉,某种意义上是对“五四”精神与“五四”一代的反思。

由此可见《蚀》,三部曲尽管笼罩在社会政治语境下,外在的政治痕迹很多,但由于作者遵从自身的体验,在这种主体精神的投影中,凸现出经过“五四”洗礼然而却走向颓废的青年一代。茅盾在文化的层次上对“五四”精神、“五四”一代作了深刻的反思。

参考文献:

[1]朱晓进.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J].文学评论,2001,(5).

[2]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专集[M].福州:福建人民

想辞职,却又不能。他只有在他自我解嘲的“达观”中走向了沉默和颓废。

三

“颓废”的小资产阶级显然和革命的要求不相符合,这正是革命文学派所指出的。但是这种指责仅仅停留在阶级分析和现实政治的层面上,而茅盾的《蚀》三部曲却是文化上的展示。第一,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所呼唤的是革命,革命作为社会运动的激进形式,革命者作为社会政治的“先锋派”,对“颓废”和这些“颓废的一代”的指责,表面上看来合理正当。但“先锋”与“颓废”的关系隐含着文化上的内在逻辑。这些“颓废”的一代在“五四”时期接受着实践着个性解放、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曾经也是时代的“先锋”。“任何真正的先锋派运动(老的或新的)都有一种最终否定自身的深刻的内在倾向。象征性地说,当再也没有什么好破坏时,先锋派迫于自

[4](P134)己的一贯性会走向自杀。”当然“,五四”时期的“先锋

出版社,1983,(5).

[3]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底

派”是在“革命”新的语境下,无法破坏什么的时候,而走向自身的破坏。实际上,这些“颓废的一代”仍然具有“先锋”的情结,却不得不让位于新的先锋派———革命派。第二,社会运动及其极端形式———革命,建立在社会进化论以及社会进步的乐观之上,是一种科学理念。这种科学理念把人视为自然、社会的一部分,群体压抑个性。这些“颓废的一代”所接受的“五四”精神,更多的是个性解放、浪漫、理想等人文主义话语。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冲突、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的

《从牯岭到东京》.茅盾专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5).

[4][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

受彬、李瑞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2002.

[责任编辑　木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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