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扶贫模式和扶贫效应研究——基于海南省贫困地区的调查数据分析

查数据分析

张侨

【摘 要】以精准扶贫为出发点的旅游扶贫效果参差不齐,一些地区因旅游开发反而变得更贫穷,也有一些地区贫困人员因旅游扶贫实现了经济收入增加.文章以海南省贫困村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旅游扶贫模式下旅游扶贫能否精准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和满意度.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旅游扶贫效应与居民收入有关,参与旅游业前收入越低的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最强,也就是说旅游扶贫确实能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并且对低等收入的群众影响更为明显.此外,以“企业开发+农户参与经营”的旅游扶贫模式精准扶贫程度最高,最贫因人口获得的收入提高和社会感知最强. 【期刊名称】《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年(卷),期】2016(000)011 【总页数】5页(P124-128)

【关键词】旅游扶贫;经济收入;开发模式;海南贫困区;社会感知 【作 者】张侨

【作者单位】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旅游学院,海南三亚572022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592

贫困问题关系民生、关系社局稳定，是世界各国发展中必须直面解决的重点问题，在我国也不例外。中国一直致力于缩减贫困人口、特贫地区的规模。截止到2014年底，我国仍有7017万贫困人口。

一般情况下，解决贫困有三种途径方式：一是自力更生，通过外出就业或自主创业等形式获得更高收入；二是通过补助，的义务性大额补助实现贫困户居住地外迁，生产方式变化；三是通过产业方式转变，在和村集体的共同规划下，发展当地优势产业，实现增富增收。旅游扶贫属于第三种，由于贫困区往往资源稀缺、交通闭塞、产业薄弱、人员素质低下，缺乏可以发展的产业基础，但与此同时，农村生态资源丰富，这也使得贫困区凭借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进而实现脱贫成为可能。

近些年，随着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居民生活改善，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日益突出，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旅游业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一些当地希望通过旅游项目开发来带动地区经济。同时，旅游扶贫也成为经济发展相 对落后但仍存在一定旅游基础资源的地区脱离贫困的主要途径。

理论上它能促进贫困人口就地致富，而且旅游产业具备可持续性和环境友好型特点，能刺激当地经济持续发展。但是，观察一些学者的实际案例研究，发现旅游扶贫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成功的通过旅行景点开发以及相关辅助产业发展实现了贫困居民就业和增收，失败的则由于开发模式不对、利益分配不均等反而使得“扶真贫”变为“扶假贫”，即景区开发商和收入相对高的人群成为了受益方，而真正贫困人口并没有从中受益。这就使得精确扶贫成为旅游扶贫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对旅游扶贫项目的模式定位，切实落实好精准扶贫，实现脱贫致富目标。 文章的研究重点是在讨论我国现有旅游扶贫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海南省四个贫困县的四个贫困村为研究对象，比较各种旅游扶贫模式的优劣，探讨不同旅游扶贫模式下旅游项目开发对贫困地区所产生的经济、社会、环境效应的综合影响，并分析

选择更适合于海南省贫困区实际的精准扶贫的有效模式。

旅游扶贫最早于1999年由英国国际发展局提出，其宗旨是使贫困人口从旅游业发展中得到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或工作机会。此后2002年世界旅游组织提出了可持续旅游消除贫困(ST-EP)战略，目的是通过提高可持续性旅游和工作效率，来帮助贫困人口增加收入(Touche，1999；Asheley et al.，2006)。国内对于旅游扶贫的提出和实施始于21世纪初，在2005年后得到了快速发展。

关于旅游扶贫，其主要依托于旅游经济乘数理论(Bramwell &Shareman，1999)。旅游乘数效应在（扶贫）旅游中的机制是旅游业上升会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丰志美(2005)在其研究中将旅游乘数效应具体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旅游销售或产出乘数，指单位旅游收入会带来区域内经济系统产出增加；二是旅游收入乘数，指能带来区域内居民收入的增加；三是旅游就业乘数，指能带动区域内就业数量增多；四是旅游消费乘数，即能带动区域内消费水平上升。研究还进一步指出旅游乘数大小取决于旅游收入、减损与产业关联度三方面因素。此外，也有少数学者从可持续发展、收益分配、区域经济等方面探讨了旅游扶贫理论。

国内更多学者对于旅游扶贫的讨论多集中于可行性分析、发展机制、发展模式、旅游扶贫效应等方面。由于文章主要研究发展模式和扶贫效应，因此在此处理论综述中主要阐述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旅游扶贫发展模式上，李会琴等(2015)指出国外旅游扶贫方式主要有自然旅游、遗产旅游、农业旅游等。自然旅游主要依靠当地丰富旅游资源来开展，如非洲，贫困人员通过提供住宿、饮食、远足旅行来增加收入；遗产旅游主要是当地有文化遗产点，这些点会吸引记者、作家、游客前往，当地人可以通过访谈交流、提供食宿等来获取经济增长；农业旅游目前并不多，主要是有一些特色农林资源的地区，通过吸引游客采摘、观光等方式增加收入。国内学者也关注了我国的旅游扶贫模式。王晴在其研究中(2013)指出落后地区旅游扶贫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主导型、

企业主导型、社区主导型，并评价了三种模式的优缺点和存在的问题。李佳等(2009)基于经济、资源、人口、社会四个方面构建了三江源地区各县贫困和旅游资源禀赋评价体系，提出适用于三江源地区的旅游扶贫模式是主导模式。李瑞等(2012)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农户深度参与景区旅游企业经营体系，保证社区居民旅游受益最大化，是旅游扶贫成功的关键。黄国庆(2013)的学术研究探讨了连片特别贫困地区依靠旅游扶贫时的模式采用，通过因地制宜、效益兼顾、居民参与、相关产业综合配套等方面的分析，指出主导型是该地区的主要旅游扶贫模式。唐勇等(2013)以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为研究对象，用实际案例分析了主导型、生态优先型等五类旅游扶贫发展模式的使用条件、影响因素、发展对策，其认为即使是连片贫困区，旅游扶贫模式也是不同的。邸等(2015)对河北省环京津23个贫困县的旅游开发进行评价，利用四象限法进行分类，得出旅游扶贫模式选择要避免“一刀切”的结论及建议。

大多数学者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旅游扶贫的效应方面。从效应作用对象分，旅游扶贫效应包含对地区经济和贫困人口两个方面，前者是宏观经济效应，后者是微观效应。龙祖坤等(2015)运用DEA模型测算了武陵山区旅游扶贫效率，认为总体上旅游扶贫存在正效应，但某些县旅游经济效益与旅游扶贫效率不协调，精准扶贫度不够。更多学者认为精准扶贫应该从微观角度体现，郭舒(2015)认为相比于用旅游总收入，用贫困家庭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指标更能体现精准扶贫。他还在研究中进一步设计了基于微观指标的“产业链跟踪法”，来检验东北六个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效应。包军军和严江平(2015)利用AHP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分析甘肃省白银市龙湾村旅游扶贫效应，得出的基本结论为：旅游扶贫对经济带动效应程度最高，其次是权利提升效应、思想促进效应和资源弥补效应。蒋莉和黄静波(2015)的理论研究表明旅游贫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的社会和经济效应感知较强，但对环境效应普遍不敏感，参与能力有限。邓小海等(2015)分析旅游业对云南乌蒙山贫困

县区经济和当地社区居民的效应，结果表明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大，当地社区居民参与意愿很高，但参与比例非常低；旅游发展既有增加收入、改善交通等正面效应，也存在物价上涨、少数人受益等负面效应。

在针对海南省的旅游扶贫上，目前已有学者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吴珏等(2011)提出了海南国际旅游岛旅游扶贫方式创新，包括资金扶贫——以旅游扶贫基金为主；宣传扶贫——以旅游宣传促进为主；教育扶贫——以旅游教育培训为主的综合实施方案。阳淑芬、耿松涛(2015)分析了海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指出了海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状况，以及新常态下通过旅游扶贫的机遇。但综观既有研究成果，目前对海南省旅游扶贫的研究中，还没有更多结合实践展开统计分析的理论分析。

以上文献表明，尽管目前已从宏观角度转向微观角度考虑旅游扶贫效应，精准扶贫的研究程度有所提高，但将旅游扶贫模式和旅游扶贫效应结合起来的文献几乎没有。此外，对微观

个体（贫困人口）的调查很可能会受限于填写人反馈感知信息的准确性而使得结果出现偏误，特别是利用微观数据的文献大多数没有进行统计分析。文章主要弥补当前学术界存在的上述两点缺陷，以海南省贫困县四个旅游扶贫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统计计量方法，分析海南省贫困区的旅游扶贫效应，并比较不同模式的效应差异。 海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人口多、山多水多的省份，秉承着省“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战略以及依靠旅游来脱贫的思路，海南省部分县区纷纷支持农村发展旅游特色产业，不仅能增加农民收入、创造就业，也能加强海南省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海南省社会经济发展。文章主要选取琼中、白沙、保亭和五指山这四个海南省国家级贫困县（市）的旅游扶贫特色村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不同模式下旅游对贫困人口经济和生活改善的情况。 1.琼中县什寒村-主导型

什寒村是琼中县最贫困村之一，海拔高、温度低，此种自然条件导致该地区无法种植农作物，这就使得当地村委不得不考虑以发展非农产业为途径来带动村民发家致富，而受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优势，发展旅游产业成为了县委和村委的首选扶贫道路。2011年琼中县决定把什寒村打造“奔格内”乡村旅游示范点，探索旅游扶贫模式。该项目主要由县投资和管理，由村民以主角身份参与景区经营。经过两年发展，该村被评为最美中国乡村。农民人均收入呈现近20%年均速度增长，扶贫效应非常显著。但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村内参与旅游项目关联的村民数只是很少一部分，二是由于是主导开发，存在着投资缓慢、特色不突出等问题。 2.白沙县罗帅村-企业+农户模式

罗帅村位于白沙县元门乡，紧邻黎村仙女溪，空气清新，生态环境非常好，是名副其实的热带天然氧吧。此外拥有鹦哥岭、马域岭、斧头岭、南开河、石碌河等一批风景胜地。在旅游项目开发前，罗帅村主要以种植橡胶为主要收入，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元多。2010年罗帅村与海南天涯驿站旅游项目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自然风光与乡村休闲为一体的农家生活旅游体验。在项目实施中，白沙县罗帅村长期坚持“互助开发，企业与农户共赢”的经营模式，这不仅使村中农民将土地租用给开发公司建设，房屋作为农家住宿，也提高了农民就业，农民可以到旅游企业中就业而获得工资性收入。但该模式目前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矛盾在于农户分享收益的比例低，大部分收入归开发公司。 3.保亭县什进村-企业主导型

什进村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尽管有着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但由于没有支柱产业，一直以来什进村都非常贫困，全村人依靠传统农耕谋生，人均纯收入很低。2009年底，保亭县提出“大区小镇新村”开发模式，先后引入北京春光集团、海南三道湾公司等合作，探索扶贫新模式。公司一方面借助乡村的生态景观资源和农耕民宿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另一方面通过设立保安、景区司机、买卖商品、饭

店厨工、酒店员工等岗位拓宽农民收入来源，实现脱贫致富。依托呀诺达、槟榔谷等景区，什进村已俨然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风情小镇。 4.五指山市水满乡新村-自主经营

水满新村是水满乡唯一的苗族村庄，紧靠五指山，虽然该地区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但是其也存在着交通不发达、第二产业难以发展的困境，水满乡新村人主要依靠农业发展谋生，外出就业和从事商业的很少，使得该村逐渐落后于其他村。2011年底，为了加快水满新村旅游特色村的建设，五指山市多方筹措资金，启动新村改造。逐步将水满新村改造成为游客观光、购物、游玩的好去处。依赖于五指山的景区优势，村民将民房改为休闲旅舍，办山间农家乐，提供和出售五指山茶叶、水满鸭、山兰米酒等特产，村民自编节目吸引游客，这些措施给村民增加了不少收入。尽管村民参与度较高，但这种方式存在收入增加偏低的问题。

从以上四个贫困村的旅游扶贫情况看到，不同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扶贫效果存在一定差异，很多学者认为相对比于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社区（集体）主导型由于收入归己所有使得扶贫效果更好。但是，一方面，现实中旅游项目单纯社区开发很少，社区往往存在资金少等硬性条件；另一方面，从三个模式中看出，即使是主导型和企业+农户共同开发模式，农户也能积极参与到旅游项目运营中。但目前未普遍反映的是参与到旅游项目中的农户是否是最贫困人口，文章在对海南部分旅游扶贫县调查过程中，发现部分乡村参与旅游项目的人员并非是贫困人口，相反，很大比例是普通农户，这些农户本身有一定的积蓄和收入来源，这就造成旅游扶贫的精准性不强。

综合上述不同模式的分析比较，接下来，文章将根据对上述四个村参与旅游扶贫项目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并统计分析，比较不同模式下的旅游扶贫效应。

目前针对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思路主要集中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宏观角度主要选取县域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法、DEA模型法来判断旅游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效

率；而微观角度则由于数据难以获取，往往采用问卷调查法。考虑到文章的研究背景是精准扶贫，为此用调查问卷对贫困人口进行调查并以此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更能凸显精准扶贫的要点。 1.问卷设计和调查

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思路和实证分析结果，文章同样将扶贫效应分为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生态环境效应三个方面。考虑到受调查者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因此主要采用客观题法设计问卷，问卷内容分为三块：第一块是基本信息，包括年龄、五年前年收入、是否参与旅游项目、参与方式等；第二块是扶贫效应项目表，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个内容，每个内容设计一些题目进行反映，采用李克特量表形式进行打分；第三块是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以及参与意愿，这一块由调查者代为记录。 文章以上述四个贫困县的四个村作为调查对象，在2015 年10月到2016年3月期间奔赴四地进行调查并对当地旅游项目进行参观。一共发放了528份问卷，最终回收526份，实际有效问卷433份，调查情况总体良好。 2.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表1就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从所显示的调查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在433名居民中，共有157名居民参与了旅游扶贫项目，占到36.26%，可见目前在四个村中，参与旅游业的人数大概在1/3左右。其中什进村相对高一点，占39.9%；罗帅村低一点，占32.26%，但相差不大。再观察参与旅游项目的居民，绝大多数在参与旅游业前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占86.62%，在2300元以下的占40.76%，可见在旅游扶贫前，这四个村居民收入非常低。按我国收入划分标准，40%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其余人口收入也不高。诚如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在报告中指出的，中国贫困人口的标准是年收入2300元以下，参照该标准，至2014年底中国贫困人口还有8249万人。再看居民的旅游业参与方式，在不同村、不同方式下参与人员比例存在差异，罗帅村和什进村景区工作人员较多，这可能与

这两个贫困村旅游开发模式是企业主导有关，企业聘用了较多的贫困人员。什寒村和水满新村参与小商品销售的最多。总体来看，从事景区工作、小商品销售的居民比例最高，说明海南四个旅游扶贫村的脱贫途径主要是借助于景区开发，帮助景区公司管理以及从事小经营活动。

为分析不同开发模式下旅游扶贫效应，文章建立横截面回归模型，其中样本只选取参与旅游业的受调查居民，自变量选取开发前（五年前）收入（该指标为等级有序变量），模型建立如下： effect=c+β×income(1)

对于式(1)，分地区（分不同模式）和分不同因变量（分不同效应）进行估计，其中因变量有四种形式，分别是综合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生态环境效应。在问卷设计中，经济效应包含了三个问题，社会效应包含了五个问题、生态环境效应包含了两个问题，综合效应是这三个效应的综合。每个效应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每个问题进行加权计算得分。很多学者采用因子分析法求得因子得分来判断扶贫效应，本研究则认为因子分析根据数据结构计算权重，并不能很好体现问卷设计过程中问题的重要程度，而层次分析法有主观成分，能区分不同问题的权重。 表2是对不同开发模式下旅游扶贫效应的分析结果，数据显示了模型的估计结果，考虑表格所限只显示β系数值。从表中看到，农户收入变量系数β全部显著小于0，说明受调查者五年前收入水平与现在的旅游扶贫感知效应成反比，即五年前收入水平越低的居民，旅游扶贫效应越强。具体观察结果可知，纵向比较得到农户对旅游扶贫的经济效应反映最强，其次是社会效应，最低的是生态环境效应，综合效应介于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之间。横向比较得到除社会效应什进村最高外，其余三个效应均显示罗帅村最强、什寒村最弱，这可以初步判断以“企业+农户”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最能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和村庄的社会问题。

表3进一步显示了各地区不同收入农户的旅游扶贫综合效应得分结果，可以看到

不同收入农户反映的综合效应并不同，但均介于3～4之间，即大于中位数3，因此总体来看，无论是采取哪种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对于参与旅游项目的农户来说均有扶贫正效应。具体观察表3每个旅游扶贫村的结果，什寒村不同收入农户的综合效应得分在3.26～3.55之间，对于不同收入群体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统计量值为13.31，对应的概率水平为0.000＜0.01，说明在1%概率水平下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在旅游扶贫前什寒村不同收入的群体扶贫综合效应是有所区别的，低收入群体扶贫效应更好。罗帅村不同收入农户的综合效应得分在3.25～3.78之间，同样在不同收入的居民间综合扶贫效应有显著差异，并且收入最低的农户综合效应值最高，随着收入提升，综合效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对不同收入群体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F统计量值对应的概率水平为0.000＜0.01，说明在旅游扶贫前罗帅村不同收入的群体扶贫综合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低收入群体扶贫效应更好。什进村的综合效应在不同收入农户间的分布类似于罗帅村，同样随着旅游项目开发前收入上升而综合效应下降，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F统计量值对应的概率水平为0.000＜0.01，说明在旅游扶贫前什进村不同收入的群体扶贫综合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低收入群体扶贫效应更好。水满新村的综合效应则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态势，项目开发前年收入处于5000～10000元人员扶贫综合效应得分最高，分值为3.43；而2300元以下群体的扶贫综合效应得分最低，分值为3.32，可见差异很低。对不同收入群体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统计量值为2.39，对应的概率水平为0.267＞0.1，说明在10%概率水平下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在旅游扶贫前水满新村不同收入的群体扶贫综合效应没有显著性差别。

表2结果显示在扶贫经济效应和综合效应上，白沙县罗帅村效应最强，其次是保亭县什进村。表3结果显示，在体现“收入越低，扶贫效应越好”的精准扶贫上，同样最好的是罗帅村，其次是什进村。再观察两村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罗帅村为

“企业+农户共同开发”，什进村为“企业主导型”开发，这说明企业是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的重要参与对象，企业的资本资源输出是启动旅游扶贫的重要基础。“企业参与”模式不仅能使贫困人口获得更大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同时，也能更准确地实现精准扶贫。

表3中罗帅村和什进村的综合效应值显示，收入越低的农户，其综合效应是最高的，由于综合效应构成中经济效应权重最大，因此收入越低的农户在旅游扶贫中收入增长幅度应该比收入高的农户更大，这体现了精准扶贫的结果。很多学者在研究旅游扶贫模式中，认为社区主导型作为旅游项目开发主体，有景区的管理权，同时收入也归村集体所有，不必与或者企业分配收入。但通过对水满新村的调查以及与其他三个村比较，发现集体主导型存在资金欠缺、开发不好等问题，而由于开发不充分导致吸引游客不足最终整体收入不高、分配不均、项目搁浅等不良循环结果。比较主导型和企业参与型，文章认为企业参与开发与管理、农户参与经营是目前海南省旅游扶贫中最合适的模式，企业有开发经验和投资资本，农户则有特产、劳动力、旅舍等资源，这种经营模式下能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和利益共赢。罗帅村和什进村即采用了该模式，获得了良好效益。

旅游扶贫作为国家重点提倡的扶贫途径之一，近几年来在一些贫困县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扶贫效果也参差不齐，有好有差，这不仅与地区地理条件、自然资源、人文素质有关，也与旅游扶贫模式有关。文章以海南省贫困县贫困村为研究对象，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探讨不同旅游扶贫模式下扶贫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应，在精准扶贫的范畴下比较各旅游扶贫模式的优劣。分析得到了一些结论，目前在旅游贫困村，参与旅游业的贫困人口比重还不高，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旅游扶贫效应与居民收入有关，总体来看，参与旅游业前收入越低的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最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经济效应。以“企业开发+农户参与经营”的旅游扶贫模式的精准扶贫程度最高，最贫困人口获得的收入提高和社会感知最强，文章认为该旅游扶贫模

式最适用于海南省贫困县贫困村。

通过对海南省四个贫困县的四个贫困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分析，结合不同的旅游扶贫主导模式，文章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要认清贫困地区的贫困本质，寻找脱贫资源。一些贫困村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和获取财政拨款，盲目开发旅游项目，不切实际，最终劳民伤财，不仅收效甚微，还造成贫上加贫（荒废了原有农业）。因此要对贫困村分村扶贫，认识每个村的资源优势，综合发展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第二，旅游扶贫要选择适合自身的开发模式，以精准扶贫为出发点。旅游扶贫的核心在于脱贫，而不是旅游项目开发，使贫困人口借助旅游增加就业、增加收入，并且这种收入是可持续的。但目前很多地方存在着依靠旅游来扶贫，反而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旅游景区的绝大比例收入都流入了企业、的口袋。为此，有关部门要实施监管，村集体要实施表决制度，规范整个旅游扶贫项目开发和经营工作。 第三，贫困人员要以精神上脱贫大于物质上脱贫来参与旅游脱贫和其它脱贫建设。旅游脱贫只是凭借当地一些特色资源来帮助贫困村、贫困人实现收入提高的一种手段，但由于现实利益、项目匮乏、资源有限等制约，旅游扶贫不可能涉及到地区内（村）全部贫困人口。因此贫困者要以旅游扶贫为契机和精神支柱，开拓思想，寻找适合自身的脱贫方式。

【相关文献】

[1]Deloitte Touche.Sustainable tourism and Poverty elimination：a report for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J].IIED and ODI，1999.

[2]Caroline Asheley，Harold Goodwin，Dilys Roe.Pro-Poor tourism annual register[R].London：Pro-Poor tourism partnership，2006.

[3]Bramwell B，Sharman A.Collaboration in Loeal Tourism Policym aking[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eh，1999，26(2)：392-415.

[4]李会琴等.国外旅游扶贫研究进展[J].人文地理，2015(1)：26-32.

[5]王晴.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机制选择与绩效评价——以当雄县为例[D].西南财经大学，2013. [6]李佳等.基于县域要素的三江源地区旅游扶贫模式探讨[J].资源科学，2009，31(11)：1818-1824.

[7]李瑞，黄慧玲，刘竞.山岳旅游景区旅游扶贫模式探析——基于对伏牛山重渡沟景区田野调查的思考[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1)：94-98.

[8]黄国庆.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模式研究[J].求索，2013(5)：253-255.

[9]唐勇等.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以四川秦巴山区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3(10)：1114-1117.

[10]邸.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县旅游扶贫适宜模式选择[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5，31(3)：123-126.

[11]包军军，严江平.基于村民感知的旅游扶贫效应研究——以龙湾村为例[J].中国农学通报，2015，31(6)：278-283.

[12]龙祖坤，杜倩文，周婷.武陵山区旅游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与空间分异[J].经济地理，2015，35(10)：210-217.

[13]蒋莉，黄静波.罗霄山区旅游扶贫效应的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以湖南汝城国家森林公园九龙江地区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 (8)：99-104.

[14]邓小海等.云南乌蒙山片区所属县旅游扶贫效应分析[J].生态经济，2015，31(2)：134-138. [15]吴珏，谢祥项，范士陈.国际旅游岛背景下海南旅游扶贫策略研究[J].特区经济，2011(5)：16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