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教育与治理

作者：肖绍明

来源：《中国德育》2019年第02期

数字时代，信息网络“将把我们带入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它将振兴儿童教育，迎来一个健康的直接的民主时代，并最终创造条件，实现微软总裁欢呼的那种‘没有摩擦的资本主义’”[1]。也就是说，它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和规模渗透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一切方面，成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必不可少的工具和動力，并影响着教育，尤其是劳动教育的内涵、形式和价值变化。人们不禁追问，何谓数字劳动及数字劳动教育？在数字时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否适用于数字劳动教育？教育治理怎样处理数字劳动的异化及其教育影响？

一、数字劳动及其异化

在人类以数字化形式生存的当今，数字劳动及其异化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议题，也是劳动教育的时代主题。 （一）何谓数字劳动

数字劳动也叫“消费性工作”“玩劳动”“产用劳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产消劳动”“非物质劳动2.0”等。一般而论，数字劳动是指互联网用户在以数字技术支撑的互联网（尤其是对等协作的P2P和社交网站）中生产、交流、分配和消费主体的情感、认知、经历等，并生成相关内容的活动。[2]详言之，数字劳动是在社交媒体的创作中的无偿劳动;它不是典型的工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一系列情感和社会活动，包括社交媒体网站中迅速飙升的参与、社交媒体对社会模式和交流的影响，以及工作与娱乐之间界限的消逝等。[3]无疑，数字劳动是资本社会数字经济发展的产物，“需要运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4]。

第一，数字劳动概念无疑是现代社会的概念，其二重性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劳动已不再是主要的生产力来源，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衡量标准。因为企业借助电脑程序、用自动化系统取代人力劳动，能生产得更多更好，且方式更为灵活，但同时也大大降低了雇员人数”[5];另一方面，劳动是指参与社会生产的整个过程，发生在公共空间内，面向作为社会个体的他者，通过数字商品形式变成“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劳动、抽象劳动，因为，在数字时代，只有数字劳动作为这种“一般劳动”，才有商品属性，才能变成数字资本。在数字时代，一切数字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互联网用户在互联网媒介社交网站上进行文化知识创造而凝固的劳动时间，是在数字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比例）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的东西。然而，形成价值实体的数字资本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工业时代的劳动资本，它既是相同的人类劳动，具有普遍性，同时，也是个人劳动，具有个体性;它既用凝结在上面的数字劳动的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也隐藏了互联网后台服务商对用户的不同程度的、隐匿的控制和剥削。

第二，数字劳动与精神劳动，尤其与文化的媒介传播有直接的关系，具有受众

（audience）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的属性。步入后工业社会，相对于传统的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逐渐发挥主导作用，其最新发展形式是数字劳动。数字劳动指生产商品的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生产非物质产品，比如知识、信息、交往、关系或者情感反应的劳动”[6]。所有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人就是大众，他们“绝不会缩减成统一的或单一的身份—不同的文化、种族、族裔、性别和性取向;不同的劳动形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世界观;不同欲望。大众是所有这些个体差异的多样性集合”[7]。当然，数字劳动借助信息媒介调动用户或受众的主动创造性，同时，是互联网平台对受众的商业化行为，是数字媒介生产受众劳动力，例如，互联网用户在“消费”互联网内容的同时，也生产自己的意识;在社交网站上发布或上传一个在线视频，这明显地是在生产文化。

第三，数字劳动是社会媒介的商品化和资本累积[8]，是同时进行知识创新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劳动。数字劳动使商品摆脱它的形式而独立成长，实现信息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潜力和能力。数字化是一个加速过程，它使资本的实际循环越来越接近资本的理想化循环。“数字数据是稳定价值的理想载体。一旦东西被数字化，他们就只在概念和符号意义上存在，这使得图像和符号的意义超过了实际的物体。任何数字化的物体都是一个数字的再现。”[9]而且，数字代码成为普通的等价交换物，把质上的区别变成量上的区别，让数字劳动省去了数字保存的消耗，只需要极小的存储空间，“数字数据的生产就好像不存在的，因为它几乎不需要支付任何活着或死去的劳动力”[10]。而且，数字资本只是不同电压和一个数字的增殖，不耗费时间，不需要不同物质化形式之间的转化，因此，它让我们成为交流和表达的主体，同时，吸收和转化我们自己的行为为可用的数据。 （二）数字劳动的异化

追随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我们发现数字劳动出现新的异化形式，其主要表征是真实生活与虚拟实在之间的倒置。

第一，数字劳动的物化。数字劳动中，数字媒体内置于信息通信技术之中，借助无孔不入的商品关系，给社会意识的物化形式提供了良好基础，并产生新的物化形式。而且，数字劳动采取迂回的机制，似乎感受到自己是发生作用的能动者，是个人创造力的意识形态表达，为个体性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有可能建构和展示个体性，令人着迷，但是，这只是数字媒体造成的错觉，是商品化和客体化过程借助数字劳动的延伸。而且，“流通速度不断加快是因为资本必须将抽象品兑换成真实存在来完成产品变革”，“数字化之后，这让价值、资本和数字代码可以通过机械和计算的形式被虚拟地成倍增加，而完全不管实际人类生活和自然世界中的物质限制”[11]。

第二，数字劳动的时空异化。数字劳动中，数字的加速降低人们身份认同之基础的地理位置或空间的重要性，出现“无地方性”的建构与可能的时空消融，这种新异化再生产并隐藏了当代全球社会中的阶级冲突。[12]而且，“在数字化的‘全球化’时代当中，社会亲近性与物理邻近

性之间越来越脱节了。那些与我们有着亲密的社会关系的人，不必然在物理距离方面也离我们很近，反之亦然。同样的，社会相关性也与空间邻近性脱节开来”[13]。数字劳动的时间异化主要表现为时间体验和内在的时间的流逝，“在我们晚期现代的数字媒体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时间体验形式，跟‘经典的’那种‘体验短/记忆久或是‘体验久/记忆短’的时间体验和时间记忆模式完全相反，变成了‘体验短/记忆也短’的时间模式”[14]，时间飞快流逝，但在记忆中不留痕迹。

第三，数字劳动的自我异化。在数字劳动中，“自我”数字化，并成为商品，主体可能会抵抗，但是由于和“屏幕”的关系，这种抵抗不断遭到削弱。人们受到消费世界的“诱惑”，在数字的舞台上表现我们自己。然而，在此，个体仅仅是一个屏幕，上面投射了由新的通信产业制造出来的欲望、需求和假想的世界。那些不再能从自己身上获得身份之确保的人们，隐隐约约受到其意识未觉察之事物的支配。[15]因此，自我失去对数字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控制，不得不依照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审查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形象，导致其后果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的异化。

第四，数字劳动的社会异化。数字劳动中，由于私有和公共的检测借助数字技术得以成倍加强，对社会整体的管理和监控显现出数字技术的控制和权力，因此，数字劳动是“被他者统治和/或服从于一异己的权力系统的过程;特定类型的主体被创造的过程”，“数字技术经由提供大量迂回的机制，这些机制将政治、社会与经济权力的目标转换成个体的选择与承诺，以使先进的自由治理方式得以实现”[16]。 二、数字劳动教育的特性

这里，我们从“数字劳动”推及“数字劳动教育”或“数育”，似乎有些勉强。事实上，这与从人的身、心二元，进而按照知、情、意把心灵分为德、智、美三部分，从而衍生体育、智育、德育和美育等四育，以及从劳动衍生劳动教育，是一样的逻辑，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当然，数字劳动教育不是数字劳动在教育中的映射，它拥有自己的独特性，甚而成为数字劳动异化的治理途径。

第一，在数字时代，数字劳动教育是劳动教育的一种新形式，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现实性。马克思主张的劳动教育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综合社会教育。换言之，是所处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期间，反对未成年儿童务工，即“童工”问题的结果，“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instruction）和体育（gymnastics）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7]。步入数字时代，虽然劳动教育仍然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但其内容、手段、形式等因为信息技术的引入，已经更具革命性、普惠性和普适性，关系全人类共同利益和社会正义。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指出的那样，在数字时代，教育和知识被视为共同利益（common goods）。也就是说，数字劳动让教育和知识的创造及其获取、认证和使用成为所有人的事，

成为社会集体努力的一部分，而且其参与过程、环境背景、福祉概念和知识生态系统具有多样性。[18]

第二，从直观的层面来看，数字劳动教育侧重智育、技术教育的融合，更能体现一般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特性及其对教育发展和变革的巨大影响。马克思在工业社会背景下已经把教育置于上层建筑中，并且发现劳动教育中“一般智力”“技术教育”的关键作用和意义，提出“教育的三件事：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19]。步入数字时代，数字劳动教育借助数字媒体的巨大作用，无疑更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因为，数字时代是一个存储、处理和挖掘巨大的个人化的和擴展的数据的时代，数字劳动教育借助数据量巨大、数据输入快速、数据类型和来源种类多样的教育大数据，更加贴近和反映具体的现实，逼近真实和客观，保持其价值的低密度。具体而论，数据劳动教育处理的大数据能把许多之前不能量化的方面数据化，能够分析文字记录的文本信息、图像、音频、视频等非文字记录的超文本信息，促进视觉分析、自然语言理解和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能力提升，建立MOOCs平台、智慧教育和智慧校园等。

第三，数字劳动教育是“信息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发展和变革的集中体现，产生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的学习革命，催生新的劳动阶层，并促进社会阶层流动[20]，利于实现教育公平，例如：社交媒体为教育协作和共同创作等活动提供机会，对以课堂为中心的教授和学习带来挑战;社交媒体、移动设备、在线课程（MOOC）把移动电话、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设备、便携式音频播放器和掌上游戏机等带入整个教学和学习过程，联结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促进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变革。总之，数字劳动教育“将今天的数字鸿沟转变为明天的数字红利，从而实现公平和优质全民教育的关键”[21]。

第四，数字劳动教育实现了抽象的人性和人的个性的有机结合，更高程度地凸显了数字时代的自我叙述和自我认同。数字劳动教育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是一种协同的、社会的工作，让人充满渴望并富有魅力，既体现数字劳动教育的相对自主性，也在更高程度上解放人。进而，由于数字劳动使人们更精于表现自我，让人们进行多重叙述，所以数字劳动教育追求的主体化是“用故事叙述的自我”，其中的自我不是心理机制，而是对话、话语和规则建构的结果，“使个体相信他们在表现其自我时所作的选择是其自主行为，并且他们作出的选择是对其个体性的表达”[22]。详言之，数字劳动教育增强了自我叙述的表露，加快了自我叙述的传达，增加了反应的数量并加强了主体化的相互影响，缩短了主体相互影响的时间，通过软件诸如photoshop（PS.在线图片编辑器），硬件诸如数码相机、智能手机等使创建多重自我叙述更为便利，使相互一致的自我叙述成为可能。[23]

第五，数字劳动教育不仅体现数字劳动的物性、人性、活动性和可认知性[24]，而且，通过受众劳动、非物质劳动等形式，把数字劳动的普遍性和个性化结合起来，更高层次地体现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推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和教育公平。2018年12月中下旬《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先后发表和转载《这块屏幕可能会改变命运》。[25]该报告报导了四川部分地区通过直播教学，让贫困地区的学生和成都七中的优秀学生同步上课，使很多贫困

地区的学生考上包括清华、北大等在内的重点本科院校。这篇报导及其引起的巨大反响和争议反映了数字媒介作为信息、资本流通、循环的关键组成部分，能实现教育中信息与信息、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共享和交流，而且，新信息科技允许学校、教师和学生以更个体化的方式劳动，淡化了传统教育中不同阶层分享知识的不对称、不平等，同时，使教育的空间和教学心理的界限逐渐消弭，知识的获取、流通和消费方式变得更多样，或许，这恰是后现代特色的“深度符号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影响。

第三，数字劳动的自我异化。在数字劳动中，“自我”数字化，并成为商品，主体可能会抵抗，但是由于和“屏幕”的关系，这种抵抗不断遭到削弱。人们受到消费世界的“诱惑”，在数字的舞台上表现我们自己。然而，在此，个体仅仅是一个屏幕，上面投射了由新的通信产业制造出来的欲望、需求和假想的世界。那些不再能从自己身上获得身份之确保的人们，隐隐约约受到其意识未觉察之事物的支配。[15]因此，自我失去对数字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控制，不得不依照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审查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形象，导致其后果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的异化。

第四，数字劳动的社会异化。数字劳动中，由于私有和公共的检测借助数字技术得以成倍加强，对社会整体的管理和监控显现出数字技术的控制和权力，因此，数字劳动是“被他者统治和/或服从于一异己的权力系统的过程;特定类型的主体被创造的过程”，“数字技术经由提供大量迂回的机制，这些机制将政治、社会与经济权力的目标转换成个体的选择与承诺，以使先进的自由治理方式得以实现”[16]。 二、数字劳动教育的特性

这里，我们从“数字劳动”推及“数字劳动教育”或“数育”，似乎有些勉强。事实上，这与从人的身、心二元，进而按照知、情、意把心灵分为德、智、美三部分，从而衍生体育、智育、德育和美育等四育，以及从劳动衍生劳动教育，是一样的逻辑，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当然，数字劳动教育不是数字劳动在教育中的映射，它拥有自己的独特性，甚而成为数字劳动异化的治理途径。

第一，在数字时代，数字劳动教育是劳动教育的一种新形式，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现实性。马克思主张的劳动教育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综合社会教育。换言之，是所处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期间，反对未成年儿童务工，即“童工”问题的结果，“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instruction）和体育（gymnastics）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7]。步入数字时代，虽然劳动教育仍然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但其内容、手段、形式等因为信息技术的引入，已经更具革命性、普惠性和普适性，关系全人类共同利益和社会正义。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指出的那样，在数字时代，教育和知识被视为共同利益（common goods）。也就是说，数字劳动让教育和知识的创造及其获取、认证和使用成为所有人的事，

成为社会集体努力的一部分，而且其参与过程、环境背景、福祉概念和知识生态系统具有多样性。[18]

第二，从直观的层面来看，数字劳动教育侧重智育、技术教育的融合，更能体现一般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特性及其对教育发展和变革的巨大影响。马克思在工业社会背景下已经把教育置于上层建筑中，并且发现劳动教育中“一般智力”“技术教育”的关键作用和意义，提出“教育的三件事：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19]。步入数字时代，数字劳动教育借助数字媒体的巨大作用，无疑更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因为，数字时代是一个存储、处理和挖掘巨大的个人化的和扩展的数据的时代，数字劳动教育借助数据量巨大、数据输入快速、数据类型和来源种类多样的教育大数据，更加贴近和反映具体的现实，逼近真实和客观，保持其价值的低密度。具体而论，数据劳动教育处理的大数据能把许多之前不能量化的方面数据化，能够分析文字记录的文本信息、图像、音频、视频等非文字记录的超文本信息，促进视觉分析、自然语言理解和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能力提升，建立MOOCs平台、智慧教育和智慧校园等。

第三，数字劳动教育是“信息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发展和变革的集中体现，产生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的学习革命，催生新的劳动阶层，并促进社会阶层流动[20]，利于实现教育公平，例如：社交媒体为教育协作和共同创作等活动提供机会，对以课堂为中心的教授和学习带来挑战;社交媒体、移动设备、在线课程（MOOC）把移动电话、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设备、便携式音频播放器和掌上游戏机等带入整个教学和学习过程，联结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促进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变革。总之，数字劳动教育“将今天的数字鸿沟转变为明天的数字红利，从而实现公平和优质全民教育的关键”[21]。

第四，数字劳动教育实现了抽象的人性和人的个性的有机结合，更高程度地凸显了数字时代的自我叙述和自我认同。数字劳动教育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是一种协同的、社会的工作，让人充满渴望并富有魅力，既体现数字劳动教育的相对自主性，也在更高程度上解放人。进而，由于数字劳动使人们更精于表现自我，让人们进行多重叙述，所以数字劳动教育追求的主体化是“用故事叙述的自我”，其中的自我不是心理机制，而是对话、话语和规则建构的结果，“使个体相信他们在表现其自我时所作的选择是其自主行为，并且他们作出的选择是对其个体性的表达”[22]。详言之，数字劳动教育增强了自我叙述的表露，加快了自我叙述的传达，增加了反应的数量并加强了主体化的相互影响，缩短了主体相互影响的时间，通过软件诸如photoshop（PS.在线图片编辑器），硬件诸如数码相机、智能手机等使创建多重自我叙述更为便利，使相互一致的自我叙述成为可能。[23]

第五，数字劳动教育不仅体现数字劳动的物性、人性、活动性和可认知性[24]，而且，通过受众劳动、非物质劳动等形式，把数字劳动的普遍性和个性化结合起来，更高层次地体现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推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和教育公平。2018年12月中下旬《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先后发表和转载《这块屏幕可能会改变命运》。[25]该报告报导了四川部分地区通过直播教学，让贫困地区的学生和成都七中的优秀学生同步上课，使很多贫困

地区的学生考上包括清华、北大等在内的重点本科院校。这篇报导及其引起的巨大反响和争议反映了数字媒介作为信息、资本流通、循环的关键组成部分，能实现教育中信息与信息、资本与资本之間的共享和交流，而且，新信息科技允许学校、教师和学生以更个体化的方式劳动，淡化了传统教育中不同阶层分享知识的不对称、不平等，同时，使教育的空间和教学心理的界限逐渐消弭，知识的获取、流通和消费方式变得更多样，或许，这恰是后现代特色的“深度符号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影响。

第三，数字劳动的自我异化。在数字劳动中，“自我”数字化，并成为商品，主体可能会抵抗，但是由于和“屏幕”的关系，这种抵抗不断遭到削弱。人们受到消费世界的“诱惑”，在数字的舞台上表现我们自己。然而，在此，个体仅仅是一个屏幕，上面投射了由新的通信产业制造出来的欲望、需求和假想的世界。那些不再能从自己身上获得身份之确保的人们，隐隐约约受到其意识未觉察之事物的支配。[15]因此，自我失去对数字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控制，不得不依照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审查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形象，导致其后果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的异化。

第四，数字劳动的社会异化。数字劳动中，由于私有和公共的检测借助数字技术得以成倍加强，对社会整体的管理和监控显现出数字技术的控制和权力，因此，数字劳动是“被他者统治和/或服从于一异己的权力系统的过程;特定类型的主体被创造的过程”，“数字技术经由提供大量迂回的机制，这些机制将政治、社会与经济权力的目标转换成个体的选择与承诺，以使先进的自由治理方式得以实现”[16]。 二、数字劳动教育的特性

这里，我们从“数字劳动”推及“数字劳动教育”或“数育”，似乎有些勉强。事实上，这与从人的身、心二元，进而按照知、情、意把心灵分为德、智、美三部分，从而衍生体育、智育、德育和美育等四育，以及从劳动衍生劳动教育，是一样的逻辑，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当然，数字劳动教育不是数字劳动在教育中的映射，它拥有自己的独特性，甚而成为数字劳动异化的治理途径。

第一，在数字时代，数字劳动教育是劳动教育的一种新形式，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现实性。马克思主张的劳动教育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综合社会教育。换言之，是所处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期间，反对未成年儿童务工，即“童工”问题的结果，“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instruction）和体育（gymnastics）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7]。步入数字时代，虽然劳动教育仍然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但其内容、手段、形式等因为信息技术的引入，已经更具革命性、普惠性和普适性，关系全人类共同利益和社会正义。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指出的那样，在数字时代，教育和知识被视为共同利益（common goods）。也就是说，数字劳動让教育和知识的创造及其获取、认证和使用成为所有人的事，

成为社会集体努力的一部分，而且其参与过程、环境背景、福祉概念和知识生态系统具有多样性。[18]

第二，从直观的层面来看，数字劳动教育侧重智育、技术教育的融合，更能体现一般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特性及其对教育发展和变革的巨大影响。马克思在工业社会背景下已经把教育置于上层建筑中，并且发现劳动教育中“一般智力”“技术教育”的关键作用和意义，提出“教育的三件事：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19]。步入数字时代，数字劳动教育借助数字媒体的巨大作用，无疑更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因为，数字时代是一个存储、处理和挖掘巨大的个人化的和扩展的数据的时代，数字劳动教育借助数据量巨大、数据输入快速、数据类型和来源种类多样的教育大数据，更加贴近和反映具体的现实，逼近真实和客观，保持其价值的低密度。具体而论，数据劳动教育处理的大数据能把许多之前不能量化的方面数据化，能够分析文字记录的文本信息、图像、音频、视频等非文字记录的超文本信息，促进视觉分析、自然语言理解和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能力提升，建立MOOCs平台、智慧教育和智慧校园等。

第三，数字劳动教育是“信息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发展和变革的集中体现，产生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的学习革命，催生新的劳动阶层，并促进社会阶层流动[20]，利于实现教育公平，例如：社交媒体为教育协作和共同创作等活动提供机会，对以课堂为中心的教授和学习带来挑战;社交媒体、移动设备、在线课程（MOOC）把移动电话、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设备、便携式音频播放器和掌上游戏机等带入整个教学和学习过程，联结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促进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变革。总之，数字劳动教育“将今天的数字鸿沟转变为明天的数字红利，从而实现公平和优质全民教育的关键”[21]。

第四，数字劳动教育实现了抽象的人性和人的个性的有机结合，更高程度地凸显了数字时代的自我叙述和自我认同。数字劳动教育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是一种协同的、社会的工作，让人充满渴望并富有魅力，既体现数字劳动教育的相对自主性，也在更高程度上解放人。进而，由于数字劳动使人们更精于表现自我，让人们进行多重叙述，所以数字劳动教育追求的主体化是“用故事叙述的自我”，其中的自我不是心理机制，而是对话、话语和规则建构的结果，“使个体相信他们在表现其自我时所作的选择是其自主行为，并且他们作出的选择是对其个体性的表达”[22]。详言之，数字劳动教育增强了自我叙述的表露，加快了自我叙述的传达，增加了反应的数量并加强了主体化的相互影响，缩短了主体相互影响的时间，通过软件诸如photoshop（PS.在线图片编辑器），硬件诸如数码相机、智能手机等使创建多重自我叙述更为便利，使相互一致的自我叙述成为可能。[23]

第五，数字劳动教育不仅体现数字劳动的物性、人性、活动性和可认知性[24]，而且，通过受众劳动、非物质劳动等形式，把数字劳动的普遍性和个性化结合起来，更高层次地体现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推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和教育公平。2018年12月中下旬《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先后发表和转载《这块屏幕可能会改变命运》。[25]该报告报导了四川部分地区通过直播教学，让贫困地区的学生和成都七中的优秀学生同步上课，使很多贫困

地区的学生考上包括清华、北大等在内的重点本科院校。这篇报导及其引起的巨大反响和争议反映了数字媒介作为信息、资本流通、循环的关键组成部分，能实现教育中信息与信息、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共享和交流，而且，新信息科技允许学校、教师和学生以更个体化的方式劳动，淡化了传统教育中不同阶层分享知识的不对称、不平等，同时，使教育的空间和教学心理的界限逐渐消弭，知识的获取、流通和消费方式变得更多样，或许，这恰是后现代特色的“深度符号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影响。